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同兴趣。那么，什么才是批判话语文化呢？古德纳深刻地概括出这种话语的三个语法规则：第一，强调对论点的理性证明；第二，证明的方式与论辨以外的任何因素（如权威、社会地位等）无关；第三，在论辨基础上达到自愿地认同而非强制。"批判话语文化是新阶级共有的共同意识形态。……新阶级的共同兴趣在于防止，或反抗对其话语多样性的一切监控，并把这种多样性规定为好的言说的标准。"[18]
在古德纳的界定中，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范围极其广阔。具体说来，它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即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知识阶层。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媒体人士、教师、管理阶层、各种专家，甚至到政府官员，都属于这个行列。毫无疑问，新阶级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西方和前苏联），真正具有革命潜能的阶级乃是知识分子新阶级，而他们的基本角色功能就在于发展批判话语文化。恰如美国学者波格斯所言：古德纳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现代性如何导致了话语新领域的诞生，而这个领域又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可能）角色。[19]我以为，古德纳的理论一方面敏锐地发现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差异，进而大胆假设了新阶级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中又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没有解决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对他关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文化创造者和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矛盾，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产生了疑问。从后一问题来说，古德纳自己也注意到，新阶级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阶级，"新阶级（像其他集团一样）是一个矛盾的阶级。它的某些兴趣，特别是其对批判话语文化的兴趣，倾向于自由。然而，它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另一些兴趣，却使之成为关心垄断收入和特权的精英阶层。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桩交易，其中，为了其他兴趣而牺牲了另一些兴趣。"[20]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关注公共领域里批判话语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免不了对自己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地位（尤其是名声）的追求。这个矛盾在与古德纳新阶级理论几乎同时问世的法国学者德布雷那里，得到了及其深入的阐发。德布雷一针见血地把知识分子规定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从前一问题来看，古德纳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自足和自治性获得的积极意义，而"自治性或自身-根据性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理性观念的核心理想"。[21]但他对专业化、科层化和合理性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批判话语文化的限制，以及理论自律性与社会实践和运动的脱节，甚至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理性趋向于工具性等现象，显然认识不足。这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论中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如雅各比等）。他对技术知识阶层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过于理想化，对技术知识分子转化为技术官僚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所以他关于技术知识阶层与官僚的区别是很不充分的。[22]历史的发展证明，所谓的新阶级也极有可能转化为旧官僚式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不但是可能，而且已经有所表现。晚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对在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和合理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承担其社会角色。古德纳过于乐观地认为专业主义给予知识分子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且会扩大其批判话语的公共领域。这个观点也值得疑问，媒介、教育、出版、图书馆、学术会议等等公共空间表面上看是扩大了，但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的空前萎缩了，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现象一样，我们不可否认，专业化制度不可避免地限制甚至强暴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和批判话语。专业化把知识分子驱赶到狭小的知识领域，割断了或至少疏离的他们与大众和社会运动联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四、"业余者"
在某种程度上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好像是对古德纳理论偏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从后者到前者，十几年间，历史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知识分子命运始终与现代性的危机错综纠结，新阶级的现象倒是很明确，不过，他们的社会批判力量似乎一直在衰落，这与一个问题关系密切，那就是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萨依德曾问过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学生在军队里作什么工作，这个学生的回答使他感到震撼--"目标搜索"。这一回答是极具象征意味。现代社会中专业化显然已把知识分子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道："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23]如果我们从萨依德的描述来看，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技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萨依德对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描述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这恰恰是晚近越来越趋向于专业社会的真实写照。
萨依德以其敏锐的感受揭橥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专业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四重压力：第一，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陷入专业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24]第二，对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的崇拜。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因而知识分子便遵循并引证权威的语言，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和削弱了正确的理论探究。第三，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所直接雇佣。第四，市民社会的集中化，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利益集团等，雇佣并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计划，知识成为商业和政治的一部分。面对这四重压力下，萨依德明确地提出了他所想象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什么样的：
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5]
面对这些压力，萨依德认为要紧的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所以，业余性的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想象成这样的角色："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使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辞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但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26]
我以为，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可以视为对古德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和古德纳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所以，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超越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那么，作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如何行动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曼海姆的影子。萨依德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首先，他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颇有些微辞。在他看来，首先是确有普遍真理和知识；其次，他坚信
在古德纳的界定中，作为新阶级的知识分子范围极其广阔。具体说来，它包括两个基本部分，即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官僚知识阶层。从工程师、技术人员、媒体人士、教师、管理阶层、各种专家，甚至到政府官员，都属于这个行列。毫无疑问，新阶级理论的一个核心观念乃是，在发达工业社会（西方和前苏联），真正具有革命潜能的阶级乃是知识分子新阶级，而他们的基本角色功能就在于发展批判话语文化。恰如美国学者波格斯所言：古德纳的重要贡献是解释了现代性如何导致了话语新领域的诞生，而这个领域又如何塑造了知识分子在政治中的（可能）角色。[19]我以为，古德纳的理论一方面敏锐地发现了知识分子与其他阶级的差异，进而大胆假设了新阶级的重要功能；但另一方面，他的理论中又包含了许多复杂的没有解决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对他关于知识分子批判话语文化创造者和专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矛盾，以及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产生了疑问。从后一问题来说，古德纳自己也注意到，新阶级其实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阶级，"新阶级（像其他集团一样）是一个矛盾的阶级。它的某些兴趣，特别是其对批判话语文化的兴趣，倾向于自由。然而，它作为文化资产阶级的另一些兴趣，却使之成为关心垄断收入和特权的精英阶层。这里所涉及的是一桩交易，其中，为了其他兴趣而牺牲了另一些兴趣。"[20]换言之，知识分子的矛盾就在于一方面关注公共领域里批判话语文化的建构，另一方面又免不了对自己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地位（尤其是名声）的追求。这个矛盾在与古德纳新阶级理论几乎同时问世的法国学者德布雷那里，得到了及其深入的阐发。德布雷一针见血地把知识分子规定为"追逐名声的动物"。从前一问题来看，古德纳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专业主义对知识分子自足和自治性获得的积极意义，而"自治性或自身-根据性变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理性观念的核心理想"。[21]但他对专业化、科层化和合理性所带来的问题，特别是对批判话语文化的限制，以及理论自律性与社会实践和运动的脱节，甚至与社会公众的距离，理性趋向于工具性等现象，显然认识不足。这在后来的知识分子理论中成为一个重要主题（如雅各比等）。他对技术知识阶层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区分过于理想化，对技术知识分子转化为技术官僚的可能性认识不足，所以他关于技术知识阶层与官僚的区别是很不充分的。[22]历史的发展证明，所谓的新阶级也极有可能转化为旧官僚式的社会角色，这个问题不但是可能，而且已经有所表现。晚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对在专业化、职业化、科层化和合理化的制度中，知识分子究竟该如何承担其社会角色。古德纳过于乐观地认为专业主义给予知识分子自由的活动空间，而且会扩大其批判话语的公共领域。这个观点也值得疑问，媒介、教育、出版、图书馆、学术会议等等公共空间表面上看是扩大了，但遗憾的是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的空前萎缩了，正像哈贝马斯所指出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现象一样，我们不可否认，专业化制度不可避免地限制甚至强暴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和批判话语。专业化把知识分子驱赶到狭小的知识领域，割断了或至少疏离的他们与大众和社会运动联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四、"业余者"
在某种程度上说，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好像是对古德纳理论偏误的一个必要的补充和修正。从后者到前者，十几年间，历史发生了许多变化，其中知识分子命运始终与现代性的危机错综纠结，新阶级的现象倒是很明确，不过，他们的社会批判力量似乎一直在衰落，这与一个问题关系密切，那就是学术的专业化和制度化。
萨依德曾问过一个参加过越战的学生在军队里作什么工作，这个学生的回答使他感到震撼--"目标搜索"。这一回答是极具象征意味。现代社会中专业化显然已把知识分子限制在狭窄的专业领域里，使之成为各种专门家。所以，他深有感触地说道："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都不是来自学院、郊区，也不是新闻业和出版业惊人的商业化，而是我所称的专业态度。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梁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23]如果我们从萨依德的描述来看，古德纳所说的新阶级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了技术官僚式的知识分子。萨依德对当代知识分子困境的描述并不是空穴来风，应该说，这恰恰是晚近越来越趋向于专业社会的真实写照。
萨依德以其敏锐的感受揭橥了知识分子在当代专业化条件下所面临的四重压力：第一，专业化导致了知识分子在教育体系中爬得越高，就越是受制于相当狭隘的知识领域，越倾向于技术上的形式主义，就越少历史意识，"陷入专业化就是怠惰，到头来照别人的吩咐行事，因为听命于人终究成为你的专长。"[24]第二，对专业知识和合格专家的崇拜。要成为专家就得有适当的权威证明，因而知识分子便遵循并引证权威的语言，进而自觉不自觉地压制和削弱了正确的理论探究。第三，无可避免地流向权力和权威，流向权力的要求和特权，流向被权力所直接雇佣。第四，市民社会的集中化，大公司、财团、基金会、利益集团等，雇佣并控制了知识分子的研究和计划，知识成为商业和政治的一部分。面对这四重压力下，萨依德明确地提出了他所想象的知识分子身份是什么样的：
尽管这些压力普遍可见，但都可以用我所谓的业余性来对抗。而所谓的业余性就是，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和不可抹煞的兴趣，而这些喜爱与兴趣在于更大的景象，越过界限和障碍、拒绝被某个专长所束缚、不顾一个行业的限制而喜好众多的观念和价值。
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是局外人、"业余者"、搅扰现状的人。[25]
面对这些压力，萨依德认为要紧的是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所以，业余性的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是"流亡者"和"边缘人"。他进一步把知识分子想象成这样的角色："根据我的定义，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使建立共识的人，而是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辞滥调，或平和、宽容的肯定权势者或传统的说法或作法。"但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强调知识分子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不至于被陈见和似是而非的东西所蒙骗。[26]
我以为，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可以视为对古德纳理论的一种补充和修正，他和古德纳一样，坚持知识分子的批判话语文化，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在古德纳所坚信的那种作为新阶级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并不能确保批判话语的空间，而是相反，知识分子越来越消失在琐碎的细枝末节中，沦为专业社会大趋势中的鼠目寸光的专业人士。于是，在古德纳那里作为批判话语前提的专业主义，在萨依德那里则变成了压力、危险和限制。所以，业余者或业余态度才是超越专业主义限制的必经途径。
那么，作为业余者的知识分子如何行动呢？这里，我们又看到了曼海姆的影子。萨依德有两个观念值得注意。首先，他似乎对后现代主义的反本质主义颇有些微辞。在他看来，首先是确有普遍真理和知识；其次，他坚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