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他不依赖于任何阶级或集团，而葛兰西强调知识分子是"有机的"，是社会集团的一部分。其实这两种看法标志着知识分子总是处于一个自由与依存的矛盾之中。而战后教育的制度化，文化生产的商业化，使得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更加突出了。古德纳的"新阶级"理论中非常强调知识论辩的自主或自律性，萨依德坚持知识分子是"业余者"，其实，他关注的是知识分子如何游离于制度之外起"反抗"和"颠覆"作用。问题是，知识分子需要自身身份的自律自足，恰如利奥塔所言，后现代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知识发展，已使他们脱离了社会运动和社会关怀。于是，知识分子重返社会实践变得十分紧迫起来，尤其是68年以后。
关于这个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尤为值得关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盛满矛盾的人：
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只能在如下条件下想象自己，即他怀疑纯粹文化和政治干预的传统方案。他是在越过这一对抗或在经由这一对抗而历史地构成的：法国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何时称自己是知识分子，是在"德雷夫斯案件"出现时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生活时，即是说，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权威来干预的，这种权威的根据是他们属于相对自足的艺术界、科学界和文学界，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和这种自律性--德性、无功利性、能力等相联系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二维的人。当他被赋予知识分子这个名头，一个文化生产者就必须符合两种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自足的知识界（一个场），即是说独立于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权力之外，必须尊重知识界的特殊规则；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赋予自己在知识场以政治行动所需要的某种能力和权威，这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知识场之外来运作的。[42]
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在他诞生伊始便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此乃知识分子之本性。这种本性不断地在知识场的演进中反复出现，亦即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总是处于一个摇摆之中：干预现实或退守"象牙塔"。其实，这个矛盾在中国传统乃至现代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存在，所谓"仕"与"隐"的矛盾；这种矛盾我们一再在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中国文人身上看到。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也表现得十分显著。
从历史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治与政治干预的矛盾纠结，既塑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又导致了其角色践履的摇摆：或是退守的自律的学术或艺术领域实现某种纯粹的角色，或是进入社会层面履行简单的政治活动者角色。在热心和冷漠政治的两种态度之间的摇摆，说明在文化生产场中的自足性要求必须考虑到现时权力的种种形式，从教会到国家，从大工商企业到对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控制等等。这些现时的权力形式多种多样，它与知识场的自律性关系因而变得十分复杂，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时甚至是一种对抗的关系。所以，布尔迪厄指出，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明白与确定他们自己密切相关的那种现时权力状态，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暧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新闻出版中的权力和控制。[43]依照布尔迪厄的分析，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或二重性不可避免地传递出一个双重信息："一方面，这是一个强化脱离现时权力的自律性问题，尤其是通过确保文化生产者自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首先是在知识活动产品的出版和流通领域），通过强化每个场中最自足的生产者的地位；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使得最自足的文化生产者脱离象牙塔的问题，亦即通过创造出某些制度或机制。这些制度或机制可以赋予他们以其特殊的权威性来集体地干预政治的手段，至少是努力控制知识和认可的手段。"[44]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服务于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那就是必须通力合作地捍卫他们自己那些对保持自足性至关重要的特殊利益和手段。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深刻地指出了历史上知识分子理论中常常混淆不明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常常优先去捍卫最普遍根据，拒绝去捍卫自己的特殊利益。其实，捍卫普遍性正是通过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便有一种类似于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特征，因为他们越出了自己利益的窠臼，转而成为社会普遍道德良知的代表。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尔迪厄发现，文化生产者必须承诺捍卫文化生产的不同场域的自律性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些"特权化"的领域中，我们所谓的科学、艺术、哲学和法律等物质和精神的手段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里，布尔迪厄所要捍卫的其实是一种理性原则，而理性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断地通过旨在保证理性思维可能性的社会条件的历史活动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知识分子捍卫自律性的策略，这就是反对导致对外部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权力依赖的种种制度和机制，无论它们是服务于商业的目的还是与外在权力联系的特权关系。如此以来，文化生产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合法化来生产，从内部引入霸权的"特洛伊木马"功能也就无法影响那些依照内在原则和标准来判断的文化生产者，而依赖外部权力来臧否文化生产的人这时也无所作为。布尔迪厄提到的几个对文化生产的自律性威胁有：国家的控制和敌视，艺术和科学相互渗透，以及金钱世界的威胁等。
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矛盾性，形成了两种常见的知识分子类型。布尔迪厄概括为"帮忙的"和"批判的"两种角色。前者"为统治者提供象征性的服务"；后者是"自由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他们赢得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是一些运用自己独特资本的知识分子，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力量而赢得的，并得到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的庇护，他们的确对政治场作出了干预，这是一种左拉或萨特模式。"[45]在布尔迪厄心中，后者才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角色，因为他们才真正捍卫了文化生产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恪守了文化的内在标准和优秀价值，并超越权力的制约而对社会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建构。
一言以蔽之，所谓知识分子，总是处在文化生产和权力关系的复杂结构之中，他们说到底不过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和象征权力（或手段），他们拥有相当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又是"被统治者"，因为相对于掌握这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受到制约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一切困境和迷惑的根源。
"追逐名声的动物"
与以上种种对知识分子肯定角色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不一样，法国学者德布雷的思考有所不同。他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他认为，"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阶段。所谓知识分子，亦即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政府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曾是对抗教会、捍卫第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伦暴政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
关于这个问题，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看法尤为值得关注。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盛满矛盾的人：
知识分子是一个矛盾的人。他只能在如下条件下想象自己，即他怀疑纯粹文化和政治干预的传统方案。他是在越过这一对抗或在经由这一对抗而历史地构成的：法国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何时称自己是知识分子，是在"德雷夫斯案件"出现时他们作为知识分子干预政治生活时，即是说，他们是以一种特殊的权威来干预的，这种权威的根据是他们属于相对自足的艺术界、科学界和文学界，所有这些价值观都是和这种自律性--德性、无功利性、能力等相联系的。
知识分子是一个二维的人。当他被赋予知识分子这个名头，一个文化生产者就必须符合两种条件：一方面，他必须属于一个自足的知识界（一个场），即是说独立于宗教、政治和经济等权力之外，必须尊重知识界的特殊规则；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赋予自己在知识场以政治行动所需要的某种能力和权威，这不管怎么说都是在知识场之外来运作的。[42]
在布尔迪厄看来，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在他诞生伊始便存在了，或者更准确地说，此乃知识分子之本性。这种本性不断地在知识场的演进中反复出现，亦即知识分子对政治的态度总是处于一个摇摆之中：干预现实或退守"象牙塔"。其实，这个矛盾在中国传统乃至现代知识分子中也普遍存在，所谓"仕"与"隐"的矛盾；这种矛盾我们一再在屈原、陶渊明、李白等中国文人身上看到。从启蒙运动以来，这种矛盾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也表现得十分显著。
从历史角度来看，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治与政治干预的矛盾纠结，既塑造了知识分子自身的特性，又导致了其角色践履的摇摆：或是退守的自律的学术或艺术领域实现某种纯粹的角色，或是进入社会层面履行简单的政治活动者角色。在热心和冷漠政治的两种态度之间的摇摆，说明在文化生产场中的自足性要求必须考虑到现时权力的种种形式，从教会到国家，从大工商企业到对生产和流通的特殊控制等等。这些现时的权力形式多种多样，它与知识场的自律性关系因而变得十分复杂，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有时甚至是一种对抗的关系。所以，布尔迪厄指出，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明白与确定他们自己密切相关的那种现时权力状态，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暧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新闻出版中的权力和控制。[43]依照布尔迪厄的分析，知识分子的这种矛盾性或二重性不可避免地传递出一个双重信息："一方面，这是一个强化脱离现时权力的自律性问题，尤其是通过确保文化生产者自治的经济和社会条件（首先是在知识活动产品的出版和流通领域），通过强化每个场中最自足的生产者的地位；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使得最自足的文化生产者脱离象牙塔的问题，亦即通过创造出某些制度或机制。这些制度或机制可以赋予他们以其特殊的权威性来集体地干预政治的手段，至少是努力控制知识和认可的手段。"[44]这两方面的工作都服务于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目标，那就是必须通力合作地捍卫他们自己那些对保持自足性至关重要的特殊利益和手段。正是在这里，布尔迪厄深刻地指出了历史上知识分子理论中常常混淆不明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常常优先去捍卫最普遍根据，拒绝去捍卫自己的特殊利益。其实，捍卫普遍性正是通过捍卫普遍性的捍卫者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知识分子便有一种类似于曼海姆所说的"自由漂浮的"特征，因为他们越出了自己利益的窠臼，转而成为社会普遍道德良知的代表。但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布尔迪厄发现，文化生产者必须承诺捍卫文化生产的不同场域的自律性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条件，正是在这些"特权化"的领域中，我们所谓的科学、艺术、哲学和法律等物质和精神的手段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这里，布尔迪厄所要捍卫的其实是一种理性原则，而理性本身又是历史的产物，它不断地通过旨在保证理性思维可能性的社会条件的历史活动来不断地再生产出来。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布尔迪厄提出了知识分子捍卫自律性的策略，这就是反对导致对外部经济的、政治的或宗教的权力依赖的种种制度和机制，无论它们是服务于商业的目的还是与外在权力联系的特权关系。如此以来，文化生产可以按照自身的逻辑和合法化来生产，从内部引入霸权的"特洛伊木马"功能也就无法影响那些依照内在原则和标准来判断的文化生产者，而依赖外部权力来臧否文化生产的人这时也无所作为。布尔迪厄提到的几个对文化生产的自律性威胁有：国家的控制和敌视，艺术和科学相互渗透，以及金钱世界的威胁等。
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矛盾性，形成了两种常见的知识分子类型。布尔迪厄概括为"帮忙的"和"批判的"两种角色。前者"为统治者提供象征性的服务"；后者是"自由的、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他们赢得了反对派的角色，他们是一些运用自己独特资本的知识分子，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力量而赢得的，并得到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的庇护，他们的确对政治场作出了干预，这是一种左拉或萨特模式。"[45]在布尔迪厄心中，后者才是理想的知识分子角色，因为他们才真正捍卫了文化生产的自治性和独立性，恪守了文化的内在标准和优秀价值，并超越权力的制约而对社会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建构。
一言以蔽之，所谓知识分子，总是处在文化生产和权力关系的复杂结构之中，他们说到底不过是"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他们是"统治者的一部分"，这是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相当的文化和象征权力（或手段），他们拥有相当的文化资本；但他们又是"被统治者"，因为相对于掌握这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人来说，他们的影响是有限的和受到制约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真实处境，也是他们一切困境和迷惑的根源。
"追逐名声的动物"
与以上种种对知识分子肯定角色和积极的社会行为的看法不一样，法国学者德布雷的思考有所不同。他关心的是权力、体制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他对法国知识分子批判力量的衰落忧心忡忡，因而极力主张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这个武器就是他的媒介学（mediology）。
他认为，"教师、作家、名流"是法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个阶段。所谓知识分子，亦即传播、重复或改变文化象征和形象的人，他们控制着这些象征、符号和意义的系统。这类人包括教师、作家、政府决策人士、行政官员、媒介人士等。德布雷有一个基本的观念，那就是知识分子不是一个内在团结一致的群体，他们总是处于彼此争夺权力的斗争之中。
依据这样的观念，德布雷具体分析了法国知识分子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所走过的三个阶段，及其所扮演的不同角色。第一阶段是大学阶段，即从1880年到1930年。在这个阶段，大学作为主要的制度形式对知识分子具有重要作用。它曾是对抗教会、捍卫第三共和国的力量。这时的巴黎大学成为教会和拿破伦暴政的世俗避难者的活动场所，他们以各种学科的专家和教授的名义而得到保护。因此，大学本身也就成为吸纳自由的、进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大学与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密切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