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最初出现在左拉就"德雷夫斯案件"致法国总统的公开信之后的争论中。其基本含义是："知识分子是这样的人，他们拥有（或宣称拥有）如下能力和责任，即担当一个国家’集体良知’，进而在国家内既超越他们所从事的专业分工，又超越党派的利益集团的划分，他们捍卫和鼓励的是国家的最高价值。知识分子是通过他们职业责任之外的所做所为来体现其特征的。因此，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履行某种特殊角色。"[35]鲍曼认为，知识分子是现代社会产物，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他们的出现是和资产阶级现代国家密切相关。在启蒙时期，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复杂。鲍曼认为，现代知识分子从出现到合法化有赖于三个基本观念。首先，启蒙时代的哲人坚信，人性乃是不完善的。而人性的完善具体体现在如何协调好其"生理方面"与"社会方面"的关系。其次，人的社会化（文化）也就是抑制人的动物倾向（本能），这个社会化的过程必然导致"天性"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对立。最后，人性完善在启蒙哲学家看来，唯一的途径就是教育和学习。因此，如果说人性的完善通过教育的话，那么，教育和教师便是文明进步的重要环节。文明与野蛮，教养与愚昧，科学与迷信，理性与非理性，这一系列的二元对立，便赋予知识分子某种合法化权力，同时也就提出了启蒙的要求。
       鲍曼认为，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体现为权力依赖于知识，有效的权力依赖于有效的知识。这种关系必然导致一种双重现象：一是"合法政府"的概念，它旨在管理社会并鼓励"善"的行为，并遏制"恶"的行为；二是"合理行为"的概念，它导致了对认识范式、价值观和个体行为动机的控制。在启蒙运动中，两者是互相作用相得益彰的。这里的核心范畴是合理性，以及依据理性概念运用立法和教育来塑造社会现实。合理性涉及到知识，而知识又是有知者通过教育来完成的：

       比喻地说，在某种权威中，这种对世界的看法确立了有知者的地位，而这一权威可以描述为"立法的"，它涉及到这样一种权利，即要求整个社会都服从的各种规则；而它本身又是依据由其生产的合适方法所保证的更好判断力和卓越知识而被证明合法化的。由于社会及其成员寻找着所需之物，有知者新的立法权威也就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必要性，并被赋予某种资格。[36]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这种立法者角色的获得，是与启蒙现代性的普遍主义、本质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观念相一致的。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坚信，社会和历史存在着某种普遍法则，历史总是依照特定的因果律发展的。把握了这些普遍规则，也就是为世界立法，为社会立法。此乃知识分子与启蒙现代性的内在关系。由此出发，鲍曼提出，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带有战斗性和流动性的概念，他们不断地与两种倾向作斗争：一方面是由于职业专门化所导致的知识阶级不断增长的分裂；另一方面则是对抗随着政治变成一个独立的职业之后，知识分子的政治意义在不断地衰竭。[37]
       倘使说在资产阶级现代国家的确立过程中，启蒙知识分子曾扮演了极其重要的立法者角色话，那么，鲍曼发现，随着资产阶级权威的确立和现代国家的完善，知识分子与国家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道理很简单，早期现代国家介入了许多未开发的领域，需要民众的忠诚，于是不得不依赖于有价值的新思想的传播来动员民众。这样一来，知识分子作为专业知识的生产者和教育传播者的双重角色，满足了现代国家的发展需要。但这种依赖是短暂的，因为现代国家发展起来的政治技术很快把越发多余的知识分子变成为次要角色，变成为单纯服务性的角色。这是因为第一，早期知识分子培养了大量专家，他们有较高的收入和社会地位，寻求权力的失败可以在其他方面得到满足。更重要的是，这些人逐渐变成为制度化的官僚权力的一部分，变成为权力系统运作不可或缺的一个零件。第二，现代国家通过对话语的政治控制，逐渐使得知识分子非政治化了。知识分子在越加制度化的学术中求得的自由表达，已经与社会现实和大众有了距离。"知识分子认为自己有权活动的领域，就在那些失去了社会秩序再生产的意义进而脱离国家直接监督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文化看来成为真正的和独特的知识分子自然而然的活动领域。所以，正是在这个领域中，知识分子那种立法的雄心遭遇了最终的和决定性的打击。"[38]于是，知识分子便从"立法者"转变成为了"解释者"。
       在在鲍曼看来，知识分子从立法者转向解释者，恰恰就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分野。现代性，以及那种立法者的角色一方面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另一方面又促使知识分子自己对其想象的身份反思：他们究竟在一个变化了的社会中扮演何种角色？现代性的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被后现代的多元论和相对主义所取代，知识分子在批判现代性的同时也在塑造者自己新的解释者角色：

       解释的策略孕育了一种依照知识模式来使之合法化的本体论：在这种本体论中，只有语言被认为是现实的本质。依据这种本体论，世界是一个交往的主体间性的世界。就像在舒尔茨（舒尔茨和卢曼，1974）所做的那样，"作品"构成了一系列事物中不可逆转的变化，亦即对话主义者令人尊敬的认知图，知识的谱系，或相关性的周延。在这样一个世界中，知识绝无超语言学的正确标准，知识只能在其成员知识共同认可和共有的谱系中才能被把握。多元论是这个世界不可撼动的特征。[39]

       鲍曼进一步指出，把文化研究界定为一个解释的事业，不仅是认识的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和文化多元论的永恒性，而且整个地改变了文化的观念。这就是将启蒙运动的文化观念，那种强调权威和教育者的文化观念，转向了文化的非个人性。"传统"、"意义的世界"、或"生命形式"这类概念，取代了启蒙现代性所强调的教育者（知识分子）和受教育者（大众）的文化话语二分范畴。知识分子回到了文化领域，与政治的关系日益疏远，"从今天的知识分子观点来看，文化不再呈现为了实践而’被塑造’或’重塑’的事物；它实际上是有权自身存在并超越了控制的现实，是一个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只能在认识上作为意义加以把握的事物，而非在实践上作为任务加以把握的事物。"[40]
       在我看来，鲍曼的知识分子问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他是依据现代和后现代的区分来把握知识分子角色的转换，亦即从立法者向解释者的转变；第二，在其知识分子理论中，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始终是一个关节点。从政治主角蜕变为对政治关注的衰微，这个变化和前面讨论过的几种理论有相似之处。但他更加深入地讨论了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困境和策略。退守到文化领域使得知识分子摆脱了国家政治权威的直接控制，但与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也暂时脱节了，这样一来，后现代的知识分子就面临着疏远和介入矛盾，他不可避免地被"非政治化"了。更值得关注的是，鲍曼发现，在后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导向使得文化在摆脱了国家的直接控制的同时，又落入商品交换的逻辑之中。于是，对知识分子来说，摆脱政治权威的制约却又陷入商品化的威胁。在这种条件下，知识分子还能做什么呢？他借用美国学者杰米森和埃耶尔曼的看法，那就是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不是宣布真理，而是帮助人们参与真理的集体性建构；因此，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为批判的话语敞开并保持一个空间。但他同时注意到，在后现代社会，批判话语的空间正面临着危险，而且这种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41]这表明，在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由于"带着镣铐跳舞"，其角政治干预将变得更加艰难。

     七、"统治者中的被统治者"
       在以上所讨论的诸种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身份想象中，我们已经触及到一个深刻的矛盾，比如说曼海姆坚信知识分子是"自由漂浮的"，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