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98.
[13] 同[9], p.4.
[14] 同[1]，第42页。
[15] 在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析值得注意。比如，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是和一个"新中产阶级"密切相关，它同时又被称为"新的文化中间人"，诸如广告人、媒介人、大众文化经营者、形象设计师、影视人、艺术家等等。他们在后现代社会中担当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诱导者的角色，鼓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参见Mike Featherston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162-166.
[16]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9.
[17] Ibid, p.29.
[18] Ibid, p.28-29.
[19] 同[6], p.95.
[20] 同[16], p.81.
[21] 同[16], p.34.
[22] 古德纳认为，新阶级是在旧的官僚阶层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但两种截然不同。差别在于新阶级拥有比旧官僚更广泛的促使自己变动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在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具多产性。旧官僚采用的是"命令和禁止"方式，而新阶级则采用使人服从自己期待的教育方式。(同[16]第51页)我以为，古德纳显然对于两者区别关注较多，而忽略了两者转化的可能性，尤其是新阶级在职业社会和科层化的条件下，随着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作用的增强，他们转化为和就官僚别无二致的社会角色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思考足以说明这一点。
[23] 同[1], 第112-113页。
[24] 同上，第116页。
[25] 同上，第115页、28页。
[26] 同上，第59-60页。
[27] 同上，第31页。
[28] 同上，第29页。
[29] 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说明美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代表任务乔姆斯基。试想一下，如果乔姆斯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毫无建树，他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这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
[30] 同[1]，第49页。
[31] 原载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on books, 1984), 译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2] 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引自Connor, S., Postmodernist Culture,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p.41-42。)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局部的和专门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令人沮丧的转变，而是值得欢呼的变革。因为在他看来，总体性的知识是暴力，而总体性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在实施同样的暴力（这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过多次）。差异成为普遍合法的现实知识状况时，局部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子获得正是自由，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作合法的抵抗和颠覆工作。这一观点和福柯的见解非常接近，可作为福柯理论的另一注释。
[33] Peter Osborne, (ed), A Critical Sense: Interviews with Intellectuals（London: Routledge, 1996）, p.xvi.
[34] 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35]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224-225.
[36] Z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320-321.
[37] Ibid, p.225.
[38] 同[36], p.325.
[39] 同[36], p.329.
[40] 同[36], p.330.
[41]同[35], p.242.
[42]Pierre Bourdieu, "Universal Corporatism: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oetics Today 12:4 (Winter 1991), p.656.
[43]同[42]，pp.659-660。
[44]同[42]，p.660．
[45]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46]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32.
[47]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48]同[46], p.121.
[49]Ibid, p.128.
[50]Ibid, p.194.
[13] 同[9], p.4.
[14] 同[1]，第42页。
[15] 在后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中，有一种分析值得注意。比如，英国社会学家费尔斯通指出，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是和一个"新中产阶级"密切相关，它同时又被称为"新的文化中间人"，诸如广告人、媒介人、大众文化经营者、形象设计师、影视人、艺术家等等。他们在后现代社会中担当了消费意识形态的倡导者和诱导者的角色，鼓励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参见Mike Featherstone, "Towards a Sociology of Postmodern Culture,"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162-166.
[16] Alvin W. Gouldner, The Future of Intellectual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Cla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19.
[17] Ibid, p.29.
[18] Ibid, p.28-29.
[19] 同[6], p.95.
[20] 同[16], p.81.
[21] 同[16], p.34.
[22] 古德纳认为，新阶级是在旧的官僚阶层的庇护下发展起来的，但两种截然不同。差别在于新阶级拥有比旧官僚更广泛的促使自己变动的文化资本，这些资本在商品和服务方面更具多产性。旧官僚采用的是"命令和禁止"方式，而新阶级则采用使人服从自己期待的教育方式。(同[16]第51页)我以为，古德纳显然对于两者区别关注较多，而忽略了两者转化的可能性，尤其是新阶级在职业社会和科层化的条件下，随着合理化的工具理性作用的增强，他们转化为和就官僚别无二致的社会角色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后现代理论对知识分子的思考足以说明这一点。
[23] 同[1], 第112-113页。
[24] 同上，第116页。
[25] 同上，第115页、28页。
[26] 同上，第59-60页。
[27] 同上，第31页。
[28] 同上，第29页。
[29] 这种情况同样适合于说明美国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代表任务乔姆斯基。试想一下，如果乔姆斯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毫无建树，他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响力便会大打折扣。这显然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悖论。
[30] 同[1]，第49页。
[31] 原载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on books, 1984), 译文载《东西方文化评论》，第三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32] 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后现代的知识状况是局部知识的流行，是可通约性的消解，是局部决定论大行其道。既然总体性的知识已经瓦解，那么，随之而来的必然是那种基于总体知识的知识分子的消解。所以利奥塔得出一个和福柯相似的结论："很显然，一种知识分子的形象（伏尔泰、左拉、萨特）已经随着现代性的衰微而消失了。60年代某种批判的暴力在学术界曾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后而来的是所有现代国家中教育机构的无情衰落，这些都足以说明知识和它的传播已经不再起权威作用，而这种权威正是知识分子登上讲台时所必须的。在一个把成功视为节约时间的世界中，思考是一种不可避免的错误，因为它浪费时间。"(引自Connor, S., Postmodernist Culture, Cambridge: Blackwell, 1989, pp.41-42。)从利奥塔的观点来看，局部的和专门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令人沮丧的转变，而是值得欢呼的变革。因为在他看来，总体性的知识是暴力，而总体性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在实施同样的暴力（这方面的例子本世纪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过多次）。差异成为普遍合法的现实知识状况时，局部知识和专业知识分子获得正是自由，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作合法的抵抗和颠覆工作。这一观点和福柯的见解非常接近，可作为福柯理论的另一注释。
[33] Peter Osborne, (ed), A Critical Sense: Interviews with Intellectuals（London: Routledge, 1996）, p.xvi.
[34] 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载《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第205页。
[35]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Essays in Postmodern Morality （Oxford: Blackwell, 1995）, pp.224-225.
[36] Zgmunt Bauman, "Legislators and Interpreters: Culture as Ideology of Intellectuals," in Hans Haferkemp (ed), Social Structure and Cultur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89), pp.320-321.
[37] Ibid, p.225.
[38] 同[36], p.325.
[39] 同[36], p.329.
[40] 同[36], p.330.
[41]同[35], p.242.
[42]Pierre Bourdieu, "Universal Corporatism: 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 in Poetics Today 12:4 (Winter 1991), p.656.
[43]同[42]，pp.659-660。
[44]同[42]，p.660．
[45]包亚明编：《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46]Regis Debray, Teachers, Writers, Celebrities: The Intellectuals of Modern Fra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1), p.32.
[47]Pierre Bourdieu, Sur la television (Paris: Liber, 1996).
[48]同[46], p.121.
[49]Ibid, p.128.
[50]Ibid, p.1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