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如何想象自己的身份——关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若干定义的反思(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分子与权力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大学在资产阶级国家合法化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实施某种自身合法化的功能，尤其是它不断地生产出合法的文化价值。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1930年代以后，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瓦、马尔罗，到卡缪、罗布-格里耶、莫里亚克等，他们组成了一个 "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第三阶段是1968年 "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布雷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到知识活动本身，以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46]
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正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立场一样，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是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因为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假如说大学作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尚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话，那么，大众媒介便消解了这种可能性。大学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作为批判的人文学科的瓦解；其二，知识阶层在另一霸权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道理很简单，大众媒介所依循的是严格的"市场逻辑"，这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进而消灭了各种独立的声音和判断。尤其是资本对知识阶层的直接控制，最终将瓦解古典知识阶层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学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开启和诱导。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知识界晚近的热门话题。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导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财团、基金会、政府基金等外部资本的诱导和限制。那种传统的自由思想和个人兴趣的研究日趋衰落。
"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则是"名流"的崛起。在德布雷看来，"名流"乃是知识分子追求"影响的权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要看一看热门的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畅销书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学者，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又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反复提及和再现，于是，他们便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力，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是把各种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也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合法化。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47]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确，在大学和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与知识的自身价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导时期，市场化价值取而代之。
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知识分子和媒介的关系是什么？换言之，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结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必然引起残酷的竞争，"媒介的内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个体，因而它毫无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个群体的团结。这种特性驱动了追求名声的永恒战争，这便使知识分子陷入一个为了部分媒介而战斗至死的命运。"[48]"为了影响民众，首先必需能够使自己被别人被听见（或被看见），这就意味着要使自己能够接近那些带有最佳受众的场所和形式，其他事亦复如此。对人们’言说’的欲望是永恒的，公开演讲有一个历史，亦即不断地回响的演讲厅的历史。……正式通过这种音响学，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他们自己，并有权留在这个知识分子动物园里。"[49]
由此，德布雷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于是，各种通过媒介来获取名声和资本的方法，也就是确保知识分子存在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反对人民利益最危险的因素。[50]这种危险并不来自他们自己的自恋或追逐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公众社会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
毫无疑问，德布雷对知识分子"去魅式的"分析，揭橥了这种特殊的"动物"的某种本性。尤其是在媒介日益渗透进或越来越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危险的可能性。倘使我们把这种分析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进而和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似乎可以透视到更多的意味和启迪。较之于曾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启蒙知识分子，较之于启迪民众动员社会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启蒙英雄"，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恐怕真的是彻底变质了。
注 释:
[1] 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7-48页。
[2]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6), p. p.72, pp.143-144.
[3] Ibid, p.139.
[4] 余英时发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其实和中国古代的"士"的看法很接近，详见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
[5] 同[2], pp.141-142.
[6] 参见Carl Boggi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Albany: SUNY Press, 1993), pp.92-94.
[7] Paul A. Bové, Intellectuals i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6.
[8]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5), p.232.
[9]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10.
[10]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p.118.
[11] Ibid, p.77.
[12] 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ory (Hanover: We
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60年，在这个阶段对知识分子及其活动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制度形式是出版社。1930年代以后，出版社成为知识分子重要的言论阵地和庇护所，而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异军突起。这一时期，法国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许多都是作家，从萨特、波伏瓦、马尔罗，到卡缪、罗布-格里耶、莫里亚克等，他们组成了一个 "精神家族"。作家取代教师成为知识分子的突出代表，意味着出版社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开始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同时，这也意味着作家这种话语形式与教授有所不同，一方面是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价值观，另一方面他们的表达既不同于以前教会严格刻板的表达形式，又有别后来流行的大众文化商业化和媚俗文风。
第三阶段是1968年 "五月风暴"以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似乎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德布雷发现，知识分子开始转向大众媒介，成为电视、报纸、杂志、广告等行业中的各种角色。他把知识分子与媒体的亲近关系当作较高和较低的知识阶层的一个标志：
允许区分较高和较低知识阶层的界限是每个成员是否有能力接近大众传媒手段。这种能力决不是个人的：而是社会上被决定的。它并不是侥幸的：它预感到各种严格的规则的遵从。它也不是次要的或片面的问题：它涉及到知识活动本身，以及其观念的实现或未实现，这个观念亦即一个人的活动通过作为影响策划之象征传播来影响他人。[46]
媒介取代大学和出版社转而成为文化和知识制度化的主要手段，说明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正像法兰克福学派所持的立场一样，德布雷的基本看法是，大众媒介是现代社会的象征权力，知识分子自60年代以来转向大众媒介，这无疑说明了大学和出版社作为文化合法化重要形式的衰落。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道义上的背叛，是法国现代文化的堕落，因为他们已经蜕变为"追逐名声的动物"。假如说大学作为文化合法化手段，而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尚能为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自律性和高雅文化的话，那么，大众媒介便消解了这种可能性。大学的衰落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其一，作为批判的人文学科的瓦解；其二，知识阶层在另一霸权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道理很简单，大众媒介所依循的是严格的"市场逻辑"，这必然使得民众"同质化"，进而消灭了各种独立的声音和判断。尤其是资本对知识阶层的直接控制，最终将瓦解古典知识阶层的根基。所以今天的学院里，流行的做法是如何满足学生就业的需要，而不是思想的开启和诱导。这个问题也是西方知识界晚近的热门话题。知识的生产和学术的导向越来越多地受到大公司、财团、基金会、政府基金等外部资本的诱导和限制。那种传统的自由思想和个人兴趣的研究日趋衰落。
"教师"和"作家"的衰落，则是"名流"的崛起。在德布雷看来，"名流"乃是知识分子追求"影响的权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只要看一看热门的电视节目中频频出现的知识分子，畅销书的作者，或成功研究的学者，他们频繁地出现在屏幕上，又不断地被其他媒介反复提及和再现，于是，他们便获得了向公众谈论公共事物的权力，并随着出镜率和收视率的上升，其权力、地位和商业价值也不断上涨。就与媒体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是把各种媒体合法化，而是相反，他们从媒体中获得了自身合法化。当然，这个过程中他们本身也同时进一步强化了媒体的合法化。这里，我们不禁想到了法国另一位学者布尔迪厄的看法，他在颇具争议的《论电视》中，深刻地剖析了媒介和知识分子"互搭梯子"的共谋关系。一方面，媒介为知识分子提高自己文化资本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又利用媒体来提高媒体的收视率。其结果是双方的互惠互利。 [47]德布雷的看法很明确，在大学和出版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文化与知识的自身价值尚存在，而在媒介主导时期，市场化价值取而代之。
这里，德布雷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知识分子和媒介的关系是什么？换言之，知识分子与大众媒介结盟会导致什么行为方式和后果呢？他的基本思路是，由于任何文化产品的价值都必须通过一定时间内的消费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分子的成功有赖于推销他们的产品，进而使得更多的受众认识和接受这些产品。所谓知识分子的成功也就转而成为与媒体的接近程度，以及利用媒体所获得的文化资本的多寡。这样一种文化生产必然引起残酷的竞争，"媒介的内在特性就在于它是作用于个体，因而它毫无例外地作用于新奇，而不是作用于一个群体的团结。这种特性驱动了追求名声的永恒战争，这便使知识分子陷入一个为了部分媒介而战斗至死的命运。"[48]"为了影响民众，首先必需能够使自己被别人被听见（或被看见），这就意味着要使自己能够接近那些带有最佳受众的场所和形式，其他事亦复如此。对人们’言说’的欲望是永恒的，公开演讲有一个历史，亦即不断地回响的演讲厅的历史。……正式通过这种音响学，这类知识分子成为他们自己，并有权留在这个知识分子动物园里。"[49]
由此，德布雷得出了一个极端的结论，知识分子实际上并不存在，如果说存在的话，那么，这不过是说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存在于公众之中而已。于是，各种通过媒介来获取名声和资本的方法，也就是确保知识分子存在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反对人民利益最危险的因素。[50]这种危险并不来自他们自己的自恋或追逐名声，而是因为他们成了公众的"思想公司"，成了耗尽公众社会和文化想象力，限制他们争论和扼制他们想象"另类现实"能力的因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如何在媒体上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和形象，因而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自己社会关系的扩大再生产，而不是自由的文化价值的再生产。
毫无疑问，德布雷对知识分子"去魅式的"分析，揭橥了这种特殊的"动物"的某种本性。尤其是在媒介日益渗透进或越来越控制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条件下，知识分子所作所为的危险的可能性。倘使我们把这种分析与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的讨论结合起来，把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置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进而和符号、象征和意义的"商品式的"消费关联起来，似乎可以透视到更多的意味和启迪。较之于曾担当道义和社会良心的启蒙知识分子，较之于启迪民众动员社会来反对封建社会的"启蒙英雄"，与媒介结盟的知识分子恐怕真的是彻底变质了。
注 释:
[1] 萨依德：《知识分子论》，台湾麦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7-48页。
[2]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36), p. p.72, pp.143-144.
[3] Ibid, p.139.
[4] 余英时发现，近代西方知识分子的观念其实和中国古代的"士"的看法很接近，详见他的《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自序。
[5] 同[2], pp.141-142.
[6] 参见Carl Boggis, Intellectuals and the Crisis of Modernity(Albany: SUNY Press, 1993), pp.92-94.
[7] Paul A. Bové, Intellectuals in Pow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6.
[8] Zygmunt Bauman, Life in Fragments (Oxford: Blackwell, 1995), p.232.
[9]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10.
[10] Antonio Gramsci, The Modern Prince and Other Writing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7), p.118.
[11] Ibid, p.77.
[12] Paul A. Bove, In the Wake of Theory (Hanover: W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