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实际上仍是普遍性和真理的代表，就是"尝试固守普遍、单一的标准"。他坚决反对以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来衡量社会现象。但这种说法带有普遍主义和绝对论之嫌，所以他又补充说，"我的主题是普遍与局部、主观、此时此地之间的互动。"[27]他一方面承认任何知识分子都处于特定的语言、传统和历史情境之中；另一方面，他大力提倡超越这些局限来追求普遍标准（他把普遍设定为超越这些局限），这是一个难解的矛盾。另外，他在指出没有什么定则来来规定知识分子该说和做什么的同时，又坚持存在着普遍的超越的标准的看法。这些矛盾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社会和文化中的真实困境。其次，萨依德深刻地剖析了专业主义的对知识分子的危害，反复强调要超越专业主义，提倡对社会和民众的普遍关怀和公共交往。他直言："知识分子的重任之一就是努力破除限制人类思想和沟通的刻板印象和化约式的类别。"[28]这当然包括突破自己专业的局限。但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如何在自己的专业和普遍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显而易见，知识分子如果没有自己的专业成就，他的普遍关怀会怎样呢？就他自己的个案来说，如果萨依德不是因为在文学领域的出色成就，他的普遍关怀有会有多大的社会影响和号召力呢？[29]这个问题似乎又回到了古德纳的"文化资本"概念上来了，文化资本越大的知识分子，其社会影响力自然越大。根据萨依德的界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代表和表征的人物，他们公开表明某种立场，并向公众表达，所以他们是"以表征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30]这就构成了一个令人困扰的悖论：一方面，知识分子要突破自己的专业领域进入公共角色的普遍社会关怀；另一方面，为了使得这种进入以及表征的号召力更有影响，他又必需从他所反对的制度化和专业化中获得某种必要的言说资格和文化资本。我以为，这个悖论对任何国家的知识分子都是普遍存在的，而萨依德的知识分子理论的启发性，也正在这里。关于这个问题，法国哲学家福柯提供了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解答。


    五、"专家"
       萨依德的思想渊源之一是来自福柯，就知识分子问题而言，萨依德有一点似乎没有秉承福柯的思想，那就是福柯的反本质主义和反普遍主义。较之于萨依德，福柯的知识分子理论显得既激进又现实。因为他注意到专业化带来的限制和压抑，但他并不想超越这种局限回到传统的知识分子角色理论上去，而是如何在专业的范围内鼓励"反叛的话语"。这就意味着，福柯是以清醒的眼光来看待专业化对知识分子的限制并寻求反抗的。
       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福柯提出了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极有影响的看法，他认为，"以真理和正义之宗师"的身份向公众说话的知识分子已经消失殆尽了，那种作为普遍大众代言人，作为社会意识和良知代表的知识分子衰亡了。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另一种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现已不再以"普遍性代表"、"榜样"、"为普天下大众求正义与真理"的方式出现，而是习惯于在具体的部门--就在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把他们置于其中的那些地方（寓所、医院、精神病院、实验室、大学、家庭和性关系）进行工作。无疑这赋予他们一种更为直接和具体斗争的意识。[31]

       福柯把这新旧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称为"专家型知识分子"和"普遍知识分子"。在他看来，68年以后，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专家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转换不但是外部社会情境的作用，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趋势。前述古德纳和萨依德的理论，已涉及到这一问题。较之于曼海姆的理论，福柯的想法似乎是另一极端。曼海姆想象的是一种作为普遍代表的知识分子，而福柯则彻底解构了这种角色的知识分子。从呼风唤雨的启蒙英雄，转变为专业领域里局部知识的专家，在福柯看来，乃是历史的必然。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退守到自己的专业领域里，并不意味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的消失。作为激进思想的领袖，福柯仍然坚持在专业领域里如何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进行"游戏战式"的对中心和霸权的颠覆。假如我们把福柯的观念与整个后现代问题联系起来，有一个倾向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从社会普遍代表位置上的消失，不但是知识分子自己角色行为的转变，更是知识状况所致。福柯认为，我们所生活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依照特定的话语形态来塑造的。而话语实践又总是与权力的运作纠缠在一起。并不存在超越权力影响和独立自足的话语。权力通过"求真意志"（或"求知意志"）来控制着具体的话语实践。知识分子不是天马行空的"超人"，他们总是处于这种一方面受权力影响，另一方面又传播或扩张权力的二重情境之中。换言之，福柯发现，现代知识活动总是体现出某种权力功能，霸权性的话语不断地排斥和抵制着开放性的对话性的和多元的话语诉求。所以，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各种压力和利益的相互冲突抵牾的情境之中。假使我们把这种理论与古德纳的理论结合起来，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现象：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制度化和专业分工的合理化，又使得他们不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面目出现，退守在局部专业领域而作用有限。福柯要寻找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的知识分子策略。  
       看来，福柯与一些怀念总体性和普遍知识分子角色的人不同，他清醒地意识到知识分子在权力话语和专业分工的条件下所面临的困境。在福柯那里，知识分子理论是由三个部分构成的[33]：第一，批判作为权力体系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传统代表功能。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更多的是同那种把他们既当作控制对象又当作工具的权力形式作斗争，即反对’知识’、’真理’、’意识’、’话语’的秩序。"[34]这就是他所说的"反话语"形式。第二，构造一个作为特殊群体特殊知识领域的对抗性专业主义概念。在福柯看来，专业主义和知识从总体化转向局部化并不是件坏事。他认为理论就是区域性和局部性的，"最微小的抵抗都将演变为颠覆"（德勒兹语）。从某种意义上说，福柯与利奥塔一样，都有一种对总体性和现代理性的恐惧，强调差异、断裂和非连续性，就是在局部专业领域里对抗权力话语排斥功能的一种现实策略。在这里，尼采所提倡的"视角主义"可以派上用场。笛卡儿意义上的超验的和我思的主体之消失，其实正是总体知识消解的另一种表述。在权力无处不在的话语和学科活动中，局部性和零散性反倒给了专家型的知识分子以从事"反话语"或"反记忆"的自由和可能。因此，从普遍代表角色，退缩为局部领域的专家顾问，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并未丧失。他自己的谱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正是这种对抗权力话语控制的局部解构的典范。；第三，揭示某些用新观念来加以解释的问题。
       然而，  有一点似乎需要提出来，那就是专业性对知识分子反抗性和颠覆功能的限制。虽然这种知识分子可以在相对狭小的学术空间里自由地迂回，但一方面他们的角色行为及其实践究竟有多大效果是值得疑问的；另外，专业的限制和压制，差异的合法性，以及局部知识的状况，不但有可能湮没知识分子的反抗冲动，而且有可能把他们驯化为制度化的礼赞者。这一点在晚近关于知识分子和现代性危机的讨论中，显得尤为突出。制度化和专业化不啻是当代知识分子的镣铐，更是巨大的诱惑和冲动。也正是从这一点来看，萨依德的"业余者"立场代表了一种与之方向相反的思考路径。当然，"业余者"并不是回到"普遍代表"的老路上去。于是，问题是"专家型"知识分子能否与"业余者"协调起来呢？从理论上说，两者是对立的，对在当代现实的知识政治中，业余者的立场眼界和专家的学识修养能否结合？这显然是一个尚未解决矛盾问题！


      六、"解释者"
       在鲍曼看来，知识分子这个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