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洪洞县[2]地处黄土高原东部，气候干旱。这里自古以来以农业生产为主，长期承受着水资源紧缺的沉重压力，建立与维护用水秩序成为关系到民众生活、社会安定的头等重大问题[3]。洪洞县“境辖二百馀村，溉田之渠逾四十”，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提点河东刑狱张商英即曾在其《霍岳》诗中称道“水涵千顷富，源发四渠长”[4]，民国初年的县长孙奂仑亦称“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5]。
从前近代时期洪洞的情形来看，对于水资源问题的重视，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对于人们心目中与“水”有关的神灵的祭祀[6]，一是对于现实社会中水利事务的管理与经营。对于前者的神圣意义，自然勿庸置疑，而祭祀亦非单纯的“人—神”对话。现存广胜寺水神庙的万历年间《校正北霍渠祭祀记》讲到霍渠祭祀时，坦然直率地说：“当事者以众散乱无统，欲联属之，遂定为月祀答神，贶萃人心，此祭之所由来也”[7]。对于洪洞霍县交界之四社五村的调查也证明，“社首权威的授受和建立，是通过祭祀仪式实现的”[8]。这样看来，祭祀活动的目的之一是请神灵作为聚合人心的中介，而祭祀也就成为“人”与“人”对话的别种组织方式，成为人世间交涉管理的途径之一。就这一意义而言，这构成了一种“人—神—人”的水资源管理模式。
本文的讨论，将侧重于后者，即现实社会中“人”对于水利事务的经营，侧重于考察地方社会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精英人物”的活动。由此入手，我们有机会更加具体地观察民间社会组织的活动，有可能获得更为丰富、更为逼近社会现实的认识。
一、秩序：传统的重申
前近代时期的地方社会中，“秩序”的建立与维持，无疑是地方官府与民间精英人物所关注的中心问题[9]。这里既包括上下尊卑不容含混的统治秩序，也包括家族内部的生活秩序、乡村邻里的共存秩序、社会生产的运行秩序，等等。
所谓“秩序”，事实上是社会结构、生存方式的反映，它往往体现为若干“规矩”的集合，凝固于民众普遍接受的“传统”之中。或许可以说，几乎所有的“秩序”，都是通过环环相扣的“程序”才得以落实。来自现实生活的压力与挑战，不断构成对于既有秩序的冲击。既因应现实而制订规矩、调整规矩，又在调整过程中不断重申传统——这成为洪洞水资源管理活动中的习见程式。
（一）水利规约：渠册与渠规
在洪洞，负载着有关水利事务之管理原则的文本，主要是诸渠编修的渠册以及与水利相关的碑刻。
渠册是记载水利规约或曰渠规的簿籍[10]；而所谓“渠规”，即有关渠务的各种规矩约定。民国初年的洪洞县长孙奂仑曾经指出，
（诸渠）公共联合既极巩固，册例规约又极严明。……虽文有精粗疏密之不同，然同渠之人，无不奉为金科玉律焉。[11]。
当地民庶也说，“至于渠册，虽野老耕氓，奉若金科玉律”[12]。
在现存四十馀份洪洞渠册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有关当地水资源管理的“有形”内容，如有关阖渠事务的各种规定，涉及权利义务的具体周密条文；又可以观察到“无形”的内容，如条文背后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当时当地处理各类关系（例如围绕水事的人/神之间、官/民之间、民/民之间的关系，等等）的原则与方式[13]。
渠册为建立相对稳定的用水秩序而建，“地亩夫册之修辑甚为完善，而纠葛亦因之以少。治法治人两得之。”[14]其中繁细的规矩强调着传统，体现着沿渠上下利益关系的分配与保证。渠规中的章法，通常建立在民间习惯的基础之上，是受到官方支持、保护的民间规约。
清涧渠渠册附录的乡贡进士郭鹏鸣道光二十五年（1845）所作“案述”中，记述了该渠自金代天会二年（1122）开挖以来，“渠例”“渠规”的修立传承经过。据他说，自乾隆五十年（1785）洪水致使“失册”之后，六十馀年间，
古规无凭稽考，居上游者任意使水，以致有是年五月之讼。幸际邑侯贯甫陈老父母，详察结讼之由，知条规不立，霸截滋生，不为严断章程，而后日之讼必将蔓延无已；乃集两造断定分节按日使水之规，又指示严立条规之肯綮，谕令鹏鸣会同上节本年公直李安邦等，公造渠册，禀请核定。
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围绕水规渠册事，地方官与乡绅、渠首之间运作的衔接。渠册不仅是沿渠水户的使水依据，也是官府处置诉讼的决断依据，是连接当地“民”与“官”的有效纽带。
从某种意义上，渠册也是连接现实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纽带。这不仅是因为渠册中记录着阖渠水户与神灵“沟通”的途径，也是因为渠册中渗透着一种群体感，寄寓着人们对于合理的用水秩序的期冀——这种秩序本身，尽管是现实生活中不断调整的结果，却在人们心目中上升为权威的化身，荷载着传统赋予的神圣。
对于洪洞（含原赵城）、霍县交界处四社五村水利簿编辑、保管与传承方式的调查[15]，使人们感受到遵依“祖制”、象征传统的水利簿籍类乎“经卷”般的神圣权威。作为特定文化积淀的产物，这些簿籍成为民众信奉、崇拜的对象。
（二）碑刻：水利规约的凝固与公开
目前所见水利规约，多以两种方式出现：除渠册外，即是碑文。洪洞的水利碑刻就其内容而言，主要分三类：有崇奉灵异事迹者，有称颂渠首劳绩或褒扬捐赀修渠筑桥、建葺庙宇之功德者，也有不少记载围绕水事之纷争的处置经过者。前两类碑刻，有不少由民间树立。第三类碑刻，内容包括诉讼案例、渠务科派的核定等，往往与渠册条规共存互申，地方官府的介入程度也更深。今仅就此类情形略作讨论。
作为记叙刊布的方式，碑刻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公开性与凝固性。不同于渠册通常由掌例、渠长把握，碑刻立意于众所周知。绵亘三县的通利渠《人字坝碑文记》，末条明确说：“石碑一样三通，载明原案章程条规。临、洪、赵三县各立一通，以防后人损坏。”[16]地方官府正是着意利用这种形式，保证水事条规与官方裁断的广泛布达。
重申传统、宣示政令，是官立水利碑刻的重要内容。现存最早的洪洞水神庙碑刻，即金天眷二年（1139）《都总管镇国定两县水碑》[17]，记载着金代前期赵城、洪洞县民围绕霍泉的水利纷争以及官府的处置经过。碑刻中具载官府申报批覆的上下公文，其中称以往的“户籍水数若干，具在碑石，永为来验”，这一“碑石”，应指北宋庆历六年（1046）所立霍泉渠分水碑，该碑针对庆历五年水利纷争事，核定了“三七分水”的原则。天眷时处理纠纷的重要原则，即“依古旧碑文内各得水分数比附”；判断是否均平的准则，是“考验古碑水数无异”；而当时的处断办法，又是由平阳府幕官“摭其事，再为之记，刻于其石，帖赵城、洪洞两县，置碑二亭，一亭于两县分水渠上竖立，一亭于本府公厅内竖立，免使更有交争者”。而金代这一碑文的内容，又被明代隆庆二年（1568）《察院定北霍渠水利碑记》[18]引作“考验”的依据。当时洪、赵再生纠葛，洪洞渠长屡兴词讼，口头上却表示“历唐宋旧规，不紊古碑”；官府奉行的决断原则，是“旧规一定，决无相争”，以此为“无事息争之良法”。平阳知府报告调查与处理方案，要求“于两县各立石碑一通，以杜后词”；而山西巡按宣示批覆，也要将“始末情词，刻石为碑，立于本庙居中，永为遵守。”
从以上三方内容相互关联的碑刻来看，尽管宋、金、明数百年间政局跌宕，政权易手，而有关水利事务的处断原则，却具有高度的延续性。一方方“古碑”也似乎凌驾于王朝更迭之上，具备跨越时代的恒久影响力。
碑文内容与渠册内容的呼应，是洪洞水利规约的明显特点。碑文所载单一渠道水事争讼的决断文案，往往声明“洞验渠册，查照旧规”，传谕阖渠人等“一体遵守，毋任违规，以免滋讼”[19]；而针对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