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于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的《水神庙祭典文碑》，校定于赵城知县刘四端之手。其中明文规定供奉的，除去龙王、海场、关神之外，还有名曰“郭公”者。据《赵城县志》“水利”“艺文”载，这位“郭公”历史上实有其人，是即宋代与洪洞燕三争水伤死的县民郭逢吉[75]。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南北沃阳渠的争斗中，范村掌例范兴隆率众与古县等村“理论”，据说由于“理直气壮”而致伤对方人命，范兴隆被官府堂审定罪。而在沃阳渠册中，称
范兴隆既为村人承案，是以公共之事，而不惜一己之性命，真可为义气人也！吾村聚众遂议：范兴隆以为永远掌例，传于后辈，不许改移。伊之地亩，有水先浇，不许兴夫，以为赏水之地，永远为例。且于每年逢祭祀之时，请伊后人拈香；肆筵设席，请来必让至首座，值年掌例傍坐相陪，以谢昔日范某承案定罪之功。[76]
在经常与范村沃阳渠争水的连子渠沿线各村中，供奉的是另外一些人的“功德位”。除“出资赎地”、建立或重修渠册者之外，大量供奉着用水斗讼中立有“功劳”者：“功德位”共19位，仅在与范村冲突中出面者就占其中的9人；其中有顺治二年赴官控告、导致范村土豪左承诏等充军的庠生程四哲、郑州钦，有“破家辨冤”的渠长郑国命、杨天佑，还有历次冲突中受伤的郑师鲤、张国祥等人。
此外，广平渠也有与沃阳渠类似的规定：“本渠渠册向归长命村王氏执掌。”“本渠渠长，除王门每年永督渠长外，轮流各甲报应，不许紊乱。”之所以如此，“盖相传此渠之立，系王氏先人兴讼多年，其妇赴阙鸣冤，始获得此项权利，故至今世世为渠务领袖，亦所以彰有功也。”[77]
这些勇于悍斗兴讼的力量，在地方官府眼中，无疑是破坏性的，不利于稳定秩序的建立。但在民间社会中，无疑有一套自己的是非、道德评价体系。在水利资源紧缺的背景下，这些敢于并且能够凭藉自己的某一方面能量为本渠本村争水者，即是当地人们心目中的“英雄”与“能人”。洪洞的沃阳、连子、广平诸渠诸村，被乡民们推崇的人物尽管表现不一，流行的却是这同一原则。
综上所述，曾经活跃在洪洞水利事务中的“精英势力”，主要有以下几类人物：1、与官学体系相联系的贡生、监生、廪生、附生等，尚未入仕或赋闲在家的地方士绅；2、基层正式体制的边际人员，如前资官、吏职等；3、沿渠殷实富户中“干练”而“孚乡望”者；4、各类民间组织头目以及寺观首领僧道人等；4、其他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都相当复杂的“乡土能人”和“强人”。
他们之中，既有士绅文人、宗族领袖，也有寺观僧道；既有身份体面的上层菁英，也有敢于抛头露面、使勇斗狠的下层男女；既有大姓、大户的掌门人，也有平时处于社会边缘、因偶然机遇而卷入事态中心者。这事实上反映出中国乡土社会凝聚性与分散性并存的传统。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在面临事端之时，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选择倾向往往并不相同。众多事例显示，土豪倾向于倚恃人多势众，强力争夺；不惜冒风险、出死力者，往往属于贫民下户；乡绅、生员们则倾向于告官。而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在地方政治、经济、文化圈内具有优势的士绅。
四、官府对于民间渠务的干预
在洪洞，围绕水利管理事务，民间与官府发生关系的途径是双向展开的。既有民间主动寻求官方支持、保护的行为，也有官方一定程度上的主动介入。
（一） 官府对于水利管理的日常介入
洪洞的历任长官无不明白，“水利关乎万民生命”[78]，“渠务为地方自治最重要事”[79]；因而无不关注与渠务有关的重要事务。就个人而言，他们或捐助款项，或督励兴工；就官府而言，亦介入着渠规制定、实施以及渠册修纂等类事务。
金代引流的通利渠，明代隆庆中渠道湮没，知县陈万言“经营擘画”，组织修复[80]；康熙四十年（1701）间因扩充渠口而买地16亩4分，当时的平阳郡守秦棠捐给地价银164两，促成其事。“里人思秦公弗置，因设像于李村渠神庙”，当时有赞助之功的赵城令王某“亦附祀焉”[81]。光绪年间继任的平阳守杨士燮、刘光炘，因通利渠开口事“工大费巨”，委派专人“偕诸绅耆决可否，商办法”[82]；其后杨、刘二人即因为“鸠集绅耆”[83]振兴水利，而被“设长生禄位”于渠神庙[84]。
流经三县的通利渠，事实上具有“官督民办”的性质。明代洪武二十九年（1396）所修渠册，由乡贡进士董师言撰序，而“委开河官米天禄校勘，平阳府前检察、省差开河张柔校正，平阳府判定渠河官刘名甫校定”[85]。清代，该渠为申明“使水章程”，设置了一面长二尺、阔一尺五寸、厚二寸的木牌，每年经知府“签换”而交督渠长掌管，其上写明了“按照分定水程时刻，自下而上挨次浇灌”的使水原则，并且申明“如违，定行重处不贷”[86]。在有关渠道、渠堤维修的规定中，也都强调“若有意违误，将该管渠长、沟首送官究治”[87]；凡被“合渠”认定为以私乱公的渠长，“准合渠禀官责革”[88]。
从《重修明应王庙碑》来看，元代至元二十年（1283）重修霍泉水神庙，是由民间操办而官府参与组织的。除当时的赵城县宰直接参与指挥外，平阳府治中、河东山南道提刑监司等官员，都曾介入指挥鼓励。
从洪洞的情形来看，官方对于日常水利事务的介入是多层次、多方位的。其介入方式大多属引导督励性质而非直接插手代办。较为直接的参与，多发生于渠民诉讼告官的情形之下。
（二）渠众赴官诉讼
当内部关系复杂的渠道矛盾棘手难于处理，或者不同渠道之间发生水事冲突时，最常见的解决方式便是“告官”。
在“告官”这一场合中，很容易观察到执法者的裁断原则，观察到国家法令与民间规约之间的关系。在保存至今的唐代民间契约中，人们不难发现当时习见的约定——“官有政法，人从私契”[89]；从唐代的律令规定中，也可以看到官方对于民间形成的“本契”的承认与保护[90]。这实际上反映出长期以来面对民间矛盾时的处理机制。
“历来讼事纠葛甚多”的沃阳渠，位于洪洞东南十五里的范村，是金代由“居民左琛等”“集村众有土之家”引涧河水，开渠置堰，兴修而成的。该渠渠道在历史上屡经变迁，南北两渠流经的范村与古县等村词讼不断，亦与相邻的连子渠屡生纠葛。金崇庆元年（1212）即“为此赴官告，给执照，定立渠例，以为永久之计。”[91]从沃阳渠渠册中收录的叙文来看，其后在元至正年间、明洪武、成化、万历年间以至清代康熙、道光、光绪年间都曾重定渠规，再造渠册；明代曾三度由渠长或“有地人”出面，赴官“蒙准”更改规约，有时还要“经官印钤，朱笔注定”。
蒙古国宪宗甲寅年（1254）、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明代永乐三年（1405）、清代顺治二年（1645）、嘉庆十三年（1808）、二十四年（1819）、道光元年（1821），沃阳渠与连子渠发生水事纠纷[92]；康熙五十九年（1720）、道光二十二年（1842），沃阳渠因南北两渠争水而酿成讼案，数度赴府县裁断[93]。而官府裁定是非的依据，通常是有文字可考的渠册、渠规。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通利渠临汾县民杨运法等状告赵城渠长李天惠，理由即是“不循渠例”；而奉命调查判案的平阳知府董某即于申状中说明“历年案卷、渠例、渠条，莫不班班可考”，并据此作出裁决[94]。
在《增修通利渠例》中，我们看到光绪十三年（1887年）十一月通利渠渠长许国富等具禀“遵章买地开渠”一案，当该案告到府衙后，知府福某的批示是：
候檄饬赵城县调验渠册，查照旧规。传谕该渠长并买地花户人等一律遵照，毋任违规，以免滋讼。[95]
很明显，官府断案的依据即是以往的渠册中订立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