渠册通常由绅民修立，有些会报官核定；而碑刻与官方对于水利事务管理的关系更为密切，立碑事往往有官方直接参与。立碑者的权威与碑刻内容的权威凝聚一体，在百姓心目中份量颇重。
一方面，碑刻作为规约的载体、裁断的凝固化，立碑者显然希望、也愿意相信其上负载的内容可以广为人知且传之久远；另一方面，我们却也看到，违背规约内容的纠葛从来不曾止息。与来自渠册修订者及立碑者的多方制约并存的，是现实利益驱动下的反复较量与讼争。
二、管理渠务的自治组织
前近代时期的洪洞诸渠，多为民渠[21]，除通利渠、南北霍渠等少数渠道外，一般规模不大。
（一）渠务组织的性质及特点
洪洞的渠务组织，就其性质而言，大多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是以渠系、以水文边界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水利组织（其中心事务与涉及域面皆不同于以村落为基础的农村基层组织）。
第二，民间自行组织、自行运转；官方承认其合法性，维护其权利。
第三，派工征款以“夫”为基本单位，用水量以“水程”为标准，计量原则比较合理。
第四，管理层由推举出来的地方精英[22]构成，具备权威性，有维持当地水系正常运行、调节用水纠纷的基本能力。
对于第三点，需要作一解释。渠务管理的主要职能之一，是收取相关费用、组织兴工派役。洪洞与水利有关的征款派役，通常以“夫”为单位。“夫”并非简单的人丁单位，而是与灌溉区内的受益田亩数量直接相关：有一定的受益田亩数，即折为一定的“夫”役。它所反映的，实际上是受益户获取的经济权益与所须承担的义务之间的关系[23]。正因为“夫”与灌溉田亩的折合对应关系如此直接，在各渠统计灌溉面积时，可以直接以“夫”作为单位[24]。
将兴修水利所派之工与受益田亩面积直接联系起来，这种方式，体现着以经济利益为主导的原则，显然较依户丁或按资产摊派更为合理。从洪洞目前保存的资料来看，这一派工方式早在元代即已出现[25]。
(二) 渠务管理者
清代《山西通志》卷三十《水利二》提及洪洞诸渠时说：
胥设掌例、渠司、渠长、沟头、巡水、公直有差。（以境接赵城、临汾，易起争端，故设渠司为详）。
从洪洞现存清代渠册规例来看，各渠管理沟道修浚以及灌溉事务的组织大致类同。直接参与管理的人员，大致分为以下几个类别：
1、 渠长（或曰“掌例”）
管理诸渠事务的最高头目为渠长[26]，有些渠规称之为“掌例”[27]。所谓“掌例”，是指掌管渠例，监督照章办事之人[28]。由此亦可推见渠规渠例在水利管理中的重要程度，它事实上具有控制用水的权力象征意义。
渠务较繁者如通利渠，渠长通常不止一位。依其主管事务不同，分为兴工渠长、治水渠长、督水渠长、接水渠长等类别。
2、 渠司、沟头（或曰“沟首”）
在渠长指令下负责“浇灌、盗水等项”事务[29]。
3、 巡水
按时插移水牌、巡视水行状况，并且负责巡视保护渠上石桥等建筑[30]。
4、 夫头
平时受命收敛钱物、兴工时带领管理夫役[31]。
除去直接管理用水事务的不同层次组织者之外，还有专门负责祭祀进香的香首、盘首（盘头）[32]。在缺乏固定水源处，祭祀祈雨等类乞灵于“天”的活动意义尤其重要，香首、盘头的地位会更加凸显。
（三）对于渠首的推选
渠首通常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轮流担当。就北霍渠两通“历年渠长”题名碑来看，自明嘉靖后期到清乾隆年间，大体上说，“治水之长，一年一更”[33]。而通利渠则允许“蝉联接充”[34]。
1、基本资格：
各渠具体规定不同，但多注重家道、人品、能力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修成的《重修通利渠册》“选举”中规定：
选举渠长，务择文资算法粗能通晓，尤须家道殷实、人品端正、干练耐劳、素孚乡望者，方准合渠举充。
所谓“家道殷实”，通常就具备一定经济实力而言。据该渠乡绅孙恩瀛等说：“孙曲村历来村中递选渠长，必取……当年种地十亩之大户。”[35]由此可知当地对于渠长资格之实际核定办法。
选择渠长的基本原则大体上集中于两个方面：一为“家道殷实”（“上户”、“地多”），一为本人能孚众望。也有的明确规定须自夫头或巡水中选充[36]。这几项条件，实际上已将候选者框定在有限的范围之内。
2、 推选方式：
“公推”、“公举”，是诸渠渠册中常见的措辞。渠长偶有约定由一姓世代相传者[37]，但通常要由沿渠诸村“公共推选”。推选方式包括逐届临时推举，符合资格条件者依次轮流[38]，或是“签选”。值得注意的是，在多数情形下，并非由全体相关水户直接选举[39]，而是在“合渠公举”的名义下，由渠道各受益村的一些“代表人物”聚议推举出来的[40]。规模有限的水渠如均益、天润、广平等渠，由合渠“选保”“轮膺”；而规模较大、涉及数县的通利渠，则需先集议推举，继而在官方的监督下完成。
通利渠号称洪洞“第一渠”，绵亘赵城、洪洞、临汾三县二十一村[41]，浇灌土地两万六千馀亩，涉及范围广、人户众多；其渠长的推举方式，经过酝酿调整，应该说是洪洞诸渠中最为完备的。与此相关的材料，集中在刻石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十二月的通利、式好、两济渠《人字坝碑文记》附录[42]，修订于次年的《重修通利渠册序》以及《增定通利渠规十二则》中。
当时的平阳知府刘光炘查勘通利渠截河阻水案，传集该渠绅民孙恩瀛等，令其“会议一经久之计”。孙恩瀛等人的建议集中于选任渠长的方式上：
合渠上中下三节凡有渠长之村，例系九月初一日签换。……绅等拟仿上三村成法，于应充渠长之村预择公正勤谨、堪胜渠长之任者各若干家，著册定案，作为预备渠长，另单呈核，以便置签候掣。每年即在此若干家内掣签。恐人事变迁，富贵无常，合渠绅民每届十年会议一次，其有中落之家以及事故变迁，公议具呈免充；并各该村有新兴之家，公议更举续增。且续增免充，必合渠绅民认可，方得增减，如有不合宜之处，从长再议。[43]
据此，通利渠“签换”渠长已是往年惯例，此时则效法被称作“官渠”的上三村之施行方式，使其步骤更趋完善。首先是限定于某些“应充渠长之村”，按一定标准保举推选“预备渠长”，“合渠德望素隆之耆老、乡里矜式之缙绅公同认可”，才可以呈报官方核准列入预举册内；然后即在此范围内经官府“临时当堂掣签点充”[44]，决定正式渠长人选。
拟议中的这一过程有两个环节值得注意：其一，“预择”预备渠长的标准：尽管提及“公正勤谨、堪胜渠长之任”，选择却是落实在“若干家”而非某些个人身上的，而且“富贵无常”、家道“中落”是导致预选范围变化的主要因素，取而代之者，则是“新兴之家”。由此可见，选择虽然会考虑多种因素，其关键却在于家业背景而不在于个人素质。其二，“签换渠长”[45]的做法，与明清以来中央政府铨选任命官吏时的“掣签”“签派”办法一脉相承[46]。在矛盾纷繁的背景下，这一方式靠确定“预择”标准来控制备选范围，保证由富裕民户出任渠长，同时通过带有偶然性的“掣签”，避免垄断、请托之弊，防范“富民避充、奸民争充”；而对于“置签”的审核及“掣签”的“当堂”完成，则使官方的权威性渗透入这一过程之中。
三、活跃在洪洞水利事务中的“地方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