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俗理性造成中国社会文化显著的特点是，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入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说得最坦率的是明清理学家们提出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命题，它要求人们以伦理之道观照日常生活；又从日常生活体体会人伦事理，这为我们理解传统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思路。以人人都要吃饭，这一最寻常的行为来说，伦理意识渗入饮食活动的倾向随处可见，从熟食的发明、原料的调配、烹饪的技巧、食具的选择、节令食品到菜名的寓意和审美，无一不受伦理的濡染，这里不一一而足。就以被古人视为国家重器的鼎来说，本是饭锅，它鼓腹，容量大；两耳，便于移动；三足鼎立，方便燃烧。炊具和餐具合而为一，比釜、镬、豆、簋更为实用。《说文解字》说他是“调和五味之宝器”。用这宝器，供奉祖先和神灵，行施重大礼仪，这就使日用饭锅蒙上神秘的色彩，尊为礼器。传说黄帝铸造三只鼎，象征天地人。夏禹铸九鼎，作为传国之宝。周灭商后，移九鼎于镐京，举行隆重的定鼎仪式，自此定鼎喻为国家政权的奠基，迁鼎则指国家的灭亡，问鼎乃是窥视政权的行为，由此演绎出许多历史故事。在古代西方和埃及，君主的权力是以权杖和连枷为代表，这是从生产工具和武器演化而来，比较直观好理解，在中国则以饭锅作为权力的象征，这在文明古国中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这里也可了解“民以食为天”的另一面是“民以食为权”，饮食与权力、天理连为一体，这普通的事物就上升为意识形态。作为饭锅的鼎，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其实用价值已被淘汰，但它所秉有的伦理意义，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文化符号，积淀在民族心理中源远流长。当代中国送给联合国的世纪宝鼎，纪念香港回归的盛和宝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得到海内外的认同。由食器到宝器，表现了由俗物而成为礼器和以礼化俗的过程。世俗理性，使普通日用品上升为“道”，
古人所说形而上者谓之道，这是观念；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百姓日用。作为日用器物可以变化更新，贯串其中的观念一旦与伦理挂勾就经久不变。在西方商品大潮汹涌输入的清末，即使反对洋务的顽固派也不反对日用器物的引进和享用，这不仅是统治者的意志，也是百姓经常持有的态度。再以饮食为例，十九世纪中叶广州、上海开埠后，西餐业即进入中国，起初只为外国侨民服务，到二十世纪初才面向中国社会。1910年上海德大西餐社开张，这是较早为洋人也为华人服务的德式餐馆。时隔两年，到1912年8 月9 日《晨报副刊》报道，在北京一次有关中西餐的民意测验表示，爱吃西餐和兼食中西餐的人数占调查总数的23% ，几近四分之一。西餐与中餐的口味迥然不同，被调查的对象不论是市民还是买办、知识分子? 是真爱吃还是赶时髦? 短短几年中国人就以如此高的比例接受西方饮食，不可不谓发展迅速。但是作为西餐精神体现的以个体为本位的分食制，却难以在中国推行。一百年来吃西餐日益红火，中式的合食行为依然不变。到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和营养学家大力呼吁，为了健康、卫生提倡分食制，收效甚微。这是因为合食制是以群体为本位，大家围在一起共吃一盆菜来表现亲情和友情，是中国伦理文化群体精神的体现。这说明不论是衣食住行还是日用器物，一经渗入伦理价值，那就获得稳定传承的机制，绵延亘久。最易变动不居的饮食行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所以百姓日用在中国文化中往往蕴有深刻的内涵，甚至成为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潜在的价值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民族文化心理。
一旦被民众认同的共同价值，代代相传，非有强大的冲击绝不会轻易变化。以美容化妆来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按已所好，采用他人之长，是常有的事。早在唐代长安妇女盛行学胡妆，在脸上贴花子、点乌膏、涂赭面、梳回鹘髻、戴帷帽，“时世流行无远近”，白居易这一首《时世妆》反映，美容的流行不论远近，最不容易排外，到近代，香水、唇膏等西式美容品长驱直入，很快得到中国仕女的青睐，可美容的最高技艺整容，却难以在中国推进。十九世纪末，法国刚刚兴起面皮绷紧术，《申报》在1887年5 月5 日和26日就以毁体修容为题，连续发表文章评论，说这不宜在中国推行，因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轻易毁伤，整容术使人“蹈不孝之愆”，有违伦理之举，中国人难以接受。直到十余年后，美国整容医生吉凌汉在上海开业才开始风行。美容和整容都是为了人体美，为什么美容容易整容难? 积淀在心理深处的伦理观念起了排拒的作用。可见伦理意识无处不在，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中国人独特的生活伦理意识。
中国人生活伦理意识之强，强到肆意跨大生活问题对国家兴亡的作用，食、色是人类生存和延续的基本生活方式，孟子说:“食、色，性也。”是一句大实话，这一句如实反映自然生态的的话语，扩展到国家观上，却以好食或好色作为亡国的根由。西周亡于褒姒，商纣亡于妲己等等女祸论横行中国数千年，有的还把王朝的灭亡看成饮食过度的恶果。《战国策》中就有夏禹禁酒，发出“后世必有以酒亡国”的预言。《五子之歌》说:“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有不亡。”《墨子. 非乐》指责夏启祸国的罪状是放纵游乐，史书上历数夏桀的酒池肉林，商纣的长夜之饮都是亡国之因。大吃大喝、纵情声色是王朝腐败的行为，但真正致亡的是造成这些腐败行为的社会机制不能遏制，这就不是食、色本身的问题。在食、色亡国论中什么阶级压迫、经济剥削、社会矛盾、国家关系，似乎都不存在，好食与好色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这是把生活伦理推向极致的表现。这种思想习惯影响中国数千年，十年浩劫是从破四旧开场的，破四旧中震动面最大的，是在街头巷尾拦截行人剪辫子、剪小裤腿；八十年代初，打开国门，牛仔裤、迪斯科初临中国引起风波，再次发生剪裤腿、围剿迪斯科的情况，这些非理性的行为都源于把穿牛仔裤、跳迪斯科，看成精神污染，力图通过专政的办法加以干预。这虽然出于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沉潜在民族心理深处的生活伦理意识起了呼应的作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百年来西洋百货、公交用品涌进中国市场，洋布、火柴、洋皂、玻璃、电灯、电话、照相、邮票、马车、自行车、留声机、自来水、煤气灯、缝纫机、铁路、轮船等等衣食住行用品，几乎无所不包。中国民众对这些琳琅满目的新器物，赞美的、诅咒的，态度纷呈。物美价廉，无违伦理的，受到欢迎；有违伦理的即使方便生活，也遭到抵制。火柴、煤气灯备受称赞，集邮在中国迅速发展成时尚。但曾纪泽乘小火轮回老家，乡民闹了风潮，说是坏了风水。吴淞铁路筑了拆，拆了筑，从1876年到1898年历经二十年才在上海立足。中国人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并不完全取决于国家态度和统治者的意志，那种见不着、抓不住，而又挥之不去的伦理意识，一旦被撞击，自发地形成排拒的屏障，非有极大的勇气很难突破。
民众文化心理是社会变革中最难触动而又必须触动的层次。胡耀邦说过这样的话: “社会舆论，即社会的道德风尚力量，比起法律来，大得不可估量。”⑿从这里也可以理解康有为为什么要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疾呼:“非尽弃旧习，再立堂构，无以涤除旧弊，维新气象。”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为什么要以伦理觉悟作为最后的觉悟。他们都从亲身的社会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