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社会现象又启示人们，思想启蒙要收到如期的效果，还要有经济生活发展的推动和社会风尚的变化，这是召唤民众最坚实的力量。没有这个基础，启蒙者迟早会陷入曲高和寡的境地。要根本改变层层相因的习惯势力，只有依靠现代化的启动，加速推进小农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化。这是全方位的、极其深刻的社会转型，是真正推陈出新的动力之源。这种力量引发的各种现象可能是无序的，不易规范的，但只要有这种力量在涌动，即使顽强的伦理价值观念也可能会打破缺口，女性与婚姻观念的变化就是突出的例证。
从十九世纪以来，妇女解放的程度就被认为是社会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马克思就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鸦片战争后，礼教衰微，许多思想家们对中国妇女的命运作过深刻的反省，但是女性解放形成社会思潮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前后，这是在知识界这个层面。实际上早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沿海一些大城市就有一批处在社会下层的女性，以自己的行动勇敢地突破礼教的禁区，挣得自己的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而这时社会上层尚未解冻。1878年中国驻英使臣郭嵩焘携其如夫人宴请外宾，这是中国上层女性第一次进入官府接待外宾，引起舆论大哗，一时被“传为笑柄，而群指郭公为淫佚放荡之人。”⒆郭本人因此受到朝野上下的指责，多年不息。如果认为这就是当时社会的实际氛围，那就失之全面，从社会的下层来看又是另一番景象。1878年随着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农民进城打工日益增多，在江南城镇女性率先走出家门，走向社会成为工厂或家庭的雇工，大量单身女性的流入城市，以及城市妇女的就职，扩大了女性生存的空间和社会交往，生活方式的变化突破了礼教的约束，追求婚外情的，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自由恋爱的，出入公共场所找寻娱乐和消遣的也日渐其多，甚至出现“台基”这样的情人旅馆。有记载说:“乡间妇女至沪佣工，当其初至时，或在城内帮佣，尚不失本来面目。略过数月，或迁出城外，则无不心思骤变矣。妆风雅，爱打扮，渐而时出吃茶，因而寻拼头，租房子，上台基，无所不为，回思昔日在乡之情事，竟有判若两人者。”有些大台基的女子往往是出自中产阶层的富裕之家。这种风气之盛，使得当时人惊呼:“是将使上海之人，男无不有外舍，女无不有拼头夫也!”⒇这些资料说明真正导致婚姻家庭关系松动的，并不在于思想启蒙的呼唤，在这背后潜动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大批单身女子和男子的独居，造成家庭的空隙和寻求爱情的渴望。这种“同居”、“露水鸳鸯”，被时人指责为世风败坏的现象，是不能简单地用道德观念来评判的，虽然其中也不乏有道德问题，重要的是经济生活的发展，生活方式的变化必然要带来两性关系的新变动，这是不可逆转的潮流，比什么说教和宣传都有力量。
自古以来男女有别成为礼教之大防，近代新式学校开办以后为了男女能不能同校的问题，几多周折，几番起落。1917年7 月19日京师万牲园开放，这是中国第一座西式动物园，游览规则制定男女不同游，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以昭严肃”(21)，可见男女壁垒之森严。1919年4 月《新青年》发表《男女社交公开》一文，指出:“自从有了‘礼教’两个字，那么男女有起界域来了! 有起礼防来了!男女的交际秘密起来了! 男女的情感，变成不可以对人说的了! 因为这种种的缘故，就生出什么‘奸淫’、‘贞操’、‘节操’等的问题。”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争取男女社交公开才形成高潮。即便如此，在1920年有的女校还要检查女生的信件，规定男教师要年满50岁，留胡须，讲课时双目仰视，不准看女学生。争取婚姻的自由更多磨难。所以从男女社交自由和自主择偶来看，当社会上层束缚重重难以突破的时候，社会下层却我行我素，无法无天地畅开了大门。所以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与社会上层的视角可能是一幅全然不同的景象。
对启蒙的研究如果只局限在思想文化领域，不看到经济生活的冲击对转换观念的重大作用，那就很难说是符合历史的实际。作为生活在下层的民众，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很少看书读报接受文化人的影响，主要从社会实践中感受，因为生存在社会生活的第一线，容易从生活境遇的变化中，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这种自发的无序行为，对社会规范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但是，不论在主观上是如何无意识，客观上是对传统礼教的藐视和挑战，从而汇入妇女解放的潮流。所以在社会解放的某些问题上，社会下层远比上层跑得快、跑得欢。这种自发地群体性的趋向，容易引发社会风气的的变化，从而又推动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思考，提出某些理论见解。从社会下层无序的变化，到文化精英们有序地思考和操作，社会风尚的变迁起了中介的作用，驱动这种变迁的真正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化(22)，思想史上缺少这一笔，不能不是个遗憾，这是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的一得。
五、借助编年，走进历史的场景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