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这部书力图以具体的、分解的、实证性的研究为自己的特色。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充分利用当时的报刊、档案、文集、外文期刊和译著，以及各类资料汇编，广搜博采，务求翔实可靠。为了避人之所繁，详人之所略，对于研究有素、成果甚多或人所共知的历史事件尽量简略，甚或不录，着力发掘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和第一手资料的开发，因此汇集有丰富的资料，绝大部分属于第一次引用。为了便于同行在这一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性的研究和查考，用编年方便检索，使这本书不仅系统地表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走向，还希望它能起着不是工具书的工具书的作用。
对这种体裁运用的成败得失已无所顾惜，重要的是在探索中作出自己的努力，这是我们奉献给读者的心意。
六、不求完善，但求起步
对于这样一部多卷本的专著，在这三卷接近完成的时候就已有了遗憾，或许说在这课题立项之初，就已预感到有些问题并不是靠几个人的能力所能完成的，我们愿意坦诚地向读者公开我们的不足，希望同行们能够针对我们的弱点继续进行研究。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愿望在以后的续卷中弥补曾有的缺陷，用一代人的努力写好这一课题，建树社会文化史的学业。
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三卷的划分与近代史的分期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相同的部分。第一卷从鸦片战争到维新运动(1840---1894) ；第二卷从戊戍变法失败到辛亥革命(1895---1911)；第三卷从辛亥革命以后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12--- 1921) 。前二卷与近代史的一般分期相同，第三卷的下限却没有按照常规放在1919五四运动，而是下延到1921年，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才真正奠定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的地位，从结构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组成。所以我们遵循文化结构的变动，考察近代社会文化史的分期，从而突出文化变迁的特点。
用这样一种想法来考虑问题，是因为传统文化从古代到近代已经几度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一般地进步或退步，而是从结构上已经解体和重新建构。每一种文化形态，都有核心的意识形态作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以等级为核心；到近代社会，旧民主主义文化是以资产阶级进化论为指导，以民权、平等为核心；由中国共产党成立而确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则是以无产阶级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从其实质来说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
从古代向近代社会的更进中，中国文化的核心构成从等级制到民权、平等，再到民主与科学，一变再变，愈变愈复杂。封建社会的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封建伦理本身即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等级之间的道德关系，此种关系及其思想沿袭数千年，直到近代以前没有根本的突破。它的发展变化是以愈来愈加严密为特征，诸多流派，万变不离其宗，经史子集一切意识形态都以扶持名教为宗旨，即便有异端思想也无力与之匹敌，所以封建文化的核心构成是单一的，也是稳定传承的。半封建半殖民社会不一样，既有封建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又有资本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多种文化形态并存。作为同一社会文化核心不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多元消长的态势。旧民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都是在复杂的条件下坚持平等、民权，民主与科学的内容，在与对立思想的反复斗争中艰难成长。这在社会文化领域表现得尤其错综复杂，变化莫测。在我们阐释各种社会文化现象时，还缺乏把种种具体、生动的景象与思想家们的理论思考作一对应的考察，从整体的有机联系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揭示文化结构的变动，对中国社会各阶层带来的深刻影响。虽然我们作了这样的努力，但远不尽人意。
近代社会变化的剧烈，中外文化的反复撞击，世态民风的新旧交替，使许多社会问题很容易变成敏感的文化问题或政治问题。不论是政治、经济生活的变动、大众文化的起落或是某些偶然的个人行为，都有可能酿成社会风波，滚动成社会思潮。1919年11月北大学生林德扬因病自杀，引起文化界名流的热烈的争论，涉及青年运动的方向和人生观的大问题。同月，在长沙又发生新娘在花轿中自杀的悲剧，毛泽东等一批新文化的斗士连篇累牍地发文抨击封建礼教，轰动一时。虽然是发生在同一年代的自杀行为，在新娘是在个性苏醒后不愿任人宰割的自我反抗；在大学生则是在身心交困中，找不到信仰的自我失衡。在混混噩噩的年代不容易发生的事，在五四以后接踵而起，新文化的启蒙已使某些敏感的年青人走出迷失自我的心态，对自我的再发现，哪怕是无望的发现，都隐现了民主主义思想传播的种子已经发酵，在旧势力的压抑下作了扭曲的反应。此种悲剧性的结局，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回鸣。所以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偶发事件，蕴有深刻的文化涵义。揭示这类隐性事态向显性转化的文化环境及其暴发性的反响，由此来追踪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相互促动和制约的关系，双向地理解和阐明社会文化变迁的规律，应该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化史的重头内容，在这方面虽然也作了努力，也远不尽人意。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多民族统一的大国，各民族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从近代以来一度军阀割据，统一的大国几经处于被分裂的危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从沿海到内地，从南方到北方，社会文化变迁的巨大落差。在沿海的大都市新潮汹涌，维新、变革轰轰烈烈之际，内地的城镇静悄悄，僻远的农村更是一潭死水，波漪不起。名为《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的社会文化史，理应是全国全面的近代社会文化变迁，各民族、各地区的社会文化都是重要的组成，但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的不足，不得不放弃许多应有的立意。我们也曾查找各地的地方志，这是目前相当繁荣的出版物，但是这类著述无一例外都是重古详今，唯有从古到今中间的近代部分，尤其是19世纪的中后期到民国以前，几乎都是廖廖数语，或者空洞无物。有的明知有的地方有些资料保存的，又困于经费不足，难以实地收集。所以这部著作的内容，实际上多集中在沿海少数大都市和附近的乡村以及有一定繁荣程度的内地城镇，基本上是现代化能辐射的地区。聊以自慰的是，这部书本是以后发型的现代化为背景，以新文化和新风尚的发生、反复和发展为主线，而这些大都市都得风气之先，最先敏感这种变化，要反映这种动向，也不能不以这些都市为首选目标，这也算既是无奈也是必要的选择吧。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尽量注意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变化，有的还使我们很兴奋。清末新政首先在蒙古的喀喇沁旗引起反响，喀喇沁王贡桑诺布尔“深慨蒙古之衰落，急谋所以补救之方”1902年9 月2 日下谕成立蒙古历史上第一座学堂(27)，认为:“际兹时患深，非学莫兴；人才消乏，非学莫成。”“采买书籍，盈筐果箧，动费千金，实为从古所末有。”(28)组织人才编写《喀喇沁源流要略便蒙》、《蒙文法启悟》等著作，又从南方采办茶桑，教民种植，开矿，并专程进京向各公使和学者名人咨询济时革新的良策。使沉寂的边陲之地，打开窗户，吸进了新鲜的空气，社会气象焕然出新，这在二十世纪初的蒙古是非常难得可贵的。文中所引资料都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可以肯定，像这样初开风气的地区和资料可能还有许多未能落入我们的视线，那也是一种遗憾。
最使我们困惑的是经费不足，虽然我们幸运地得到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列入国家规划的八五项目。近代史所的领导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特地提供机会派遣我们到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