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有待垦天荒——兼论社会文化史的崛起(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过这样一句话:“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现代人对历史的思考和著述,都是作为事后人对前者的追叙和总结,这种回溯是发生在历史事态已经完结以后,并非这一进程的同一时空,因此不论是作者或读者与历史阐述的社会氛围都有一定的疏离,历史研究中最可贵的求真、求实精神,都是力图最大限度地缩短这种差距。人们用翔实的资料、精确的统计和科学的分析进行去伪存真,从表及里,以追求史实的准确和理解的得当,然而历史氛围的再现,却不能仅仅依靠理性的程式,尤其是社会文化史以贴近生活的主题和内容展现给读者,就不能不注意怎样有助于后来人进入特定的历史场景。历史不是小说,不容虚构,不能渲染,真实无误是它的生命,也是折服后人而葆有的永恒魅力。要求写作者用流畅的文笔、清晰的逻辑来撰写历史著述是当然之义,然而这都是对研究者的主体而言,作为接受者的客体,能不能有一种体裁便于让读者进入特定的历史时空,浓化场景意识,具体而真实地感受当时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

          鉴于这个考虑,对于这本书的体裁,有过多种想法和选择。

          时下盛行的教科书式的章节体,是由史学界前辈柳诒徵参照日本《支那通史》为蓝本,撰写《历代史略》而开创的新史体。它打破沿袭已久的纲鉴体例,改为条理分明的篇章,按朝代顺序编写各朝带有共同性的问题,如生产、官制、礼俗、学术思想等各类专题,篇中有章,因事立节,各相统摄。与此相应的是《中国历史教科书》等新型历史读物的出版,从此成为定式。由于这种体裁便于教学和初学者掌握要领,流传近百年,至今还深受读者的欢迎。沿用这一史体,也许是轻车熟路。然而,单一的体裁能充分表现历史各个侧面的起伏和变动不居的社会风尚吗? 有没有可能采用更大容量的体裁,容纳近代社会文化变迁的万千气象? 瞿林东先生说:       “五四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益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在对历史内容的表达形式上,多数著作采用了章节体,而对丰富的传统史书体裁研究、借鉴得不够。对于这样一个缺陷,是无须讳言的。”因此他强调: “对史书体裁的研究、选择和创新,是应当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应有的重视”(23)。正是因为如此,从历史上考察各类史学体裁的利弊得失是我们考虑和选择的开端。

          中国史书有非常丰富的体裁,不论是学案、会典还是史评,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综观各类史书,主要以编年体、纪传体和本末体为三大主干。编年史导源于《春秋》,由《资治通鉴》集大成;纪传体始于《史记》,继以历朝的正史;《通鉴纪事本末》以事件为中心,开创追溯本末的新史体,在明清有很大的发展。这三大体裁各有长短: 编年体,时序明晰,要事精选,一目了然,但简于叙事,多有阙疑;纪传体,网罗一代,包举大端,巨细无遗,但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本末体,事有终始,源委具备,但孤立成章,事不相属,有失综合贯通。凡此种种,古今史家多所辩难,但各种体裁并行不悖,谁也不能取代谁,谁都有辉煌的成果在史学史上闪烁。

          史学体裁的多样化反映了人们对历史多种方式的理解和表述。从史学史上考察,史学体裁随着内容和写作宗旨的不同,不断地有新的发展。教科书式的章节体是在近代新史学兴起和读者平民化的情况下产生的新形式,这是受西方著作影响的新体裁,比传统体裁具有跨越专题,便于综合的长处,但它并不能取代传统体裁的优点。因此史学史的专家一再呼吁:“批判地继承(不是照搬)传统的史书体裁,把它们和今天流行的史书体裁结合起来,这不仅可以使马克思主义史学获得更多的表现形式,而且也有利于推动我国历史科学朝着民族化的方向前进,使其带有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24)

          鉴于各类体裁的比较,这本书选用以编年为经,以本末为纬,以史实为本,以论说为精随的体裁。按年系事,追踪热点,考察本末,进行综合性的评述。集编年、本末和评论为一体,因此也就可能非驴非马,不伦不类。这种体裁可能比章节体有更大的容量,便于表现多方位多侧面的变化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起伏流动,但却难有严整的组织形式,不免有分散之弊,在鱼和熊掌不能兼有的情况下,我们不揣浅陋作出这样的探索,借助编年,进入历史的场景,还由于这样的考虑:

          一、历史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它与哲学追求合理,科学注重实验不同的是,历史的基础是时间。没有时间的界定就不成其为历史,凡是属于历史的必定是已经过去的现象,再也不可能有重现的时刻。同一件事物放在不同的时间和方位,可能有截然不同的性质和后果。自主择偶在19世纪有震聋发聩的作用,在现代却不足一论。所以说时间是历史的灵魂,历史是时间的科学。我国史学的第一体裁当属孔子《春秋》开创的编年体,被后世誉为百代不易之史法,这倒不在于《春秋》是怎样的完备,而是按年月记事,表达了古人对历史严格的时间观念,这才是历史的真谛。

          注意时间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在中外史学都一样,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说:“历史不能只记载一个行动,而必须记载一个时期。”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年代日期的混乱和可靠编年史的缺乏,给那些试图保持一种明晰连续的叙述线索的历史学家带来了同等的困难。”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史学家,从撰写历史著作的伊始,就孜孜以求时间的准确定位,名著迭出,但以中国的编年史出现最早,时间顺序最明晰,这是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科学精神的体现。

          历史学又是通学,只有纵通才能横通,没有这一通,可能出现模糊误导的非科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倾向,这是史学著作的大忌。严谨的时间意识对现代读者有很强的感染力,因为任何人的活动都在构造自己或他人的历史,从这方面说,人人都有自己的历史,人人又都离不开社会的历史,因此人类天生就有一种历史的情结,寻根意识、家园意识、怀旧意识都表现出对历史的依恋。把读者引向一定的时间氛围感受历史,足以唤起强烈的历史感。黑格尔有个著名的美学命题是:“诗人、画家、雕刻家和音乐家特别爱从过去时代取材。”(25)恩格斯说:“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      26)历史感有助于深化思考、丰富创作,毫无疑义,时间引导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的转换,使人们准确地把握历史环境,迸发出灵感的火花。

          在史学著作中突出时间意识,无疑是以编年体为首选的体裁。

          二、社会文化史对社会现象的考察,与文化史、社会史有不同的特点,这就是它不仅要注意状态的研究,更要注意向下看,关注社会热点的转移和社会风尚的变迁。其中,变化多端而又难以估测的是社会时尚,这是民众生活、行为、情感和心态在社会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相互模仿和追逐的群体性趋向。由于群体性,在人群集中的都市生活中最容易发生此行彼随,你唱他和,相染成风的效应。它性质不一,有善有恶,善恶交错,甚或善恶莫测。可能清风徐来,可能动地狂飚,遽然而起,顿然消失。它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中传承,又因时顺势,变动不居,时隐时现,起落无常。你方演罢他登场,千姿百态,川流不息,所以社会风尚又是流动的众生相。选择最有民众性、文化性的热点问题,考其源流,详其始末,按其问题的起点、高峰或终点,分别列入相应的年度。按年索骥,同一问题在此年和彼年反复出现,可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从而有不同的风貌。这在连年动荡,风云迭起的时代,便于真切地把握年年不同的社会景象,清晰地再现事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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