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俗理性剖析历史上的社会文化，有助于现代人具体地认识社会生活与思想观念的双向联系，认识深潜在一般行为后面的文化内涵，这是真切地理解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探索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途径。
四、求索真相，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
历史学是知识密集，疑团丛生的学科，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力图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廓清历史的迷雾，揭示事物的真相。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正确理解历史现象的立场和方法，但并不是万能钥匙。由于时代和当事者的局限，前人留下的资料，远不能反映社会的全息和事态的全貌，即便是当事者的记录，也可能如鲁迅所说:“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枝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碎影。”⒀最大的空缺是社会下层民众的动向，史学研究需要从点点碎影中修复这历史的残缺，从社会下层发掘足以反映历史变动的轨迹，以最大限度地接近历史的真相。
这一残缺已经为近代史研究者所注目。美籍华人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的著述中说:“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於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的异物。领导人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的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立宪派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立宪主张传之外邦，但是上层人物和下层民众的脱节使许多有为者陷入软弱无助的境地，在近代史上却屡见不鲜。有的比这种遭遇更复杂，最先敏感传统文化的积弊，力求正视现实，学习西方，引进西方文化的先进分子，往往遭受媚外忘祖的攻击，郭嵩焘的郁郁而终就是一例。近代史学者也深知历史上的先行者成为孤独哲人的悲剧，在探究这一现象时，多注意研究力量的对比，个人气质或者笼统地说是历史的局限，缺少对社会氛围的把握，要真正揭示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还要深入到下层民众了解他们的想法和行为，怎样制约或促动这些人物观念的形成和变化，甚至是个人命运的悲欢。现代的研究者们需要有这种超越。
由于对社会下层和民心的隔膜，对事态作出正确的判断的，也往往过多看重个人行为，这样的情况不乏其例。袁世凯专权以后，掀起了一股祭天祀孔，读经复古的浊流，1914年成立礼制馆恢复帝王威仪，中小学教育复旧，甚至谣传废小学、复科举。一些守旧人士梦想这是扭转辛亥革命时代潮的灵丹妙药，闹腾了好几年，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进行启发民智的努力，经过维新运动，直到二十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历经半个世纪的启蒙宣传和新文化的传播，为什么就那样轻易地毁于一旦? 民众的倾向如何，他们又会作怎样的选择? 这是耐人思索的问题。
1913年有个民意测验，这是江苏第一师范学校的一份考卷，应考的有300 多人，都是中小学生，考卷中要求考生列举崇拜的人物，统计的结果是:“计开崇拜孔子者157 人，孟子61人，孙文17人，颜渊11人，诸葛亮、范文正8人，岳飞7人，王守仁、黎元洪6人，大禹、陶侃、朱喜、华盛顿4人，程德全2人，苏轼、康有为、袁世凯、屠元博2人，伯夷、周公、仲田、苏秦、张仪、秦始皇、张良、萧何、韩信、司马迁、马援、班超、陆九龄、韩愈、司马光、程颐、徐光启、顾宪成、史可法、曾纪泽、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马丁. 路德、培根、卢梭、梁启超、武训、杨斯盛、安重根、蔡普成....各一人，此外23人则无所崇拜者也，”⒂这份答卷实际上是个难得的民意测验，答卷的是对社会问题有一定敏感的知识青年，属于中下层的文化人，他们的选择和追求反映了民众的思想走向。从这些答卷中可以发现，孔子和孟子的影响极其深远，崇拜者有200 多人，占应答人数的三分之二，如果再加上儒学的其他名人，有绝对的优势。清末民初先进的思想家们虽然对封建礼教和儒学思想有过激烈的抨击，但只局限在高层文化人士和少数报刊，对中下层的读书人影响不大，在中小学生中尊崇孔孟的观念仍很流行，这是尊孔复古思潮几度泛滥的社会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名列第三，仅次于孔子和孟子，而数千年以来被奉为万岁爷的皇帝，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除了秦始皇有一票外，其他的全都名落孙山，这说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在读书人中已经深入人心，可见尊孔者未必拥护皇帝。此时声名显赫，威重一时的袁世凯只有两票。当袁世凯大搞尊孔复古时可以持续数年，这是有思想基础可依托，一旦登基复辟帝制，顷刻跨台，因为他没有群众基础，这份调查就显露端倪。历史的发展所以能够证实这个预测的准确性，是因为真正贴近了民众的心声。
这份答卷令人高兴地看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反对殖民统治的著名历史人物华盛顿，与中国古代的圣贤大禹、陶侃、朱喜得票相同，并列为第十名，一些西方著名的思想家和改革家如梭格拉底、亚里斯多德、培根、卢梭、马丁. 路德都受到中国人的崇拜，虽然得票不多，但犹如一叶报春，传来了西方先进的文化信息，这显示处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小小的一份测试，展现了二十年代的时代风云和价值取向。
这份答卷也使人感受中国传统思想之深厚，致使变革维艰。它的艰难不仅表现在民众接受先进文明的迟缓，还表现在强大的传统对新事物的涵化，使之面目全非。在知识界盛行的西学源于中国说，虽然有援儒引进西学的一面，但是说西学是中国圣贤的遗绪；议会是哲王之均天下；新闻事业是古人陈诗以观民风；近代学校惟有三代最为完备，种种谰调只能引导人们向后看，加深对新事物的排拒。诚如邓实所说:“西学入华，宿儒瞠目，而考其实际，多与诸子相符。于是周秦学派遂兴，吹秦灰之已死，扬祖国之耿光。”⒃梁启超对此评论说:“启超生平最恶人引中国古事以证西政，谓彼之所长，皆我所有，此实吾国虚骄之积习，初不欲蹈之；然在报中为中等人说法，又往往不自免。”⒄
古人所谓习俗移人，贤者不免。作为新思潮的领头人尚且不能免俗，更何况一般民众。精神生活是如此，物质生活也不例外。钟表，作为现代社会的计时工具，在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已普及到家家户户，但在中国到十九世纪末依然是皇室和权贵的奢侈品，甚至做成纽扣缝在衣服上摆阔气。西方人也投其所好，做成各种玲珑的玩具送给中国人收藏，所以故宫博物院荟萃了十八、十九世纪的天下名表，然而令人汗颜的是，这样先进的技艺传到中国竟然与生产无缘。究其原因又在于落后生产方式的制约。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自耕自食，自织自穿，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跟随太阳的出没自然运转，只要不违农时，按季节春耕秋收，逢上风调雨顺就有好收成。缓慢的生产节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