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初类型是传统型的：他们通常是自由职业者，不依附于任何体制，不管是商业体制、知识体制，还是国家体制。他们在身份上是自由漂浮的，具有波希米亚人的气质。更重要的是，传统知识分子相信自己代表了普遍的理性、正义和理想。法国作家左拉(Emile Zola)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典型。在著名的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事件中，左拉以一篇《我控诉》拍案而起，宣告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诞生。在知识分子的集体请愿中，他们不是仅仅为德雷福斯个人的清白而抗议，而是为捍卫社会整体的真理和正义而战斗。"知识分子自认为有资格以他们专家的身份来为这样的事业进行辩护"。 正如布迪厄所说："人文权威和科学权威在左拉的'我控诉'以及支持他的请愿活动这样的政治行动中得到了支持。这种新的政治干预的模式，扩大了构成知识分子身份的'纯洁'和'入世'的概念。这些干预行动产生了纯洁政治，正好构成国家理性的反题。"
传统知识分子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原生形态，就像一个人的童年性格决定了其一生的命运一样，传统知识分子也为知识分子带来了自由、敏感、富有正义感和社会批判勇气的精神气质。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家族的共同徽章。这样的气质在任何社会中都是一面高高飘扬的旗帜。问题在于：知识分子有没有可能以传统的方式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被高度专业化、文化被商业操纵和元话语被解构的后现代社会中继续存在？
传统知识分子在当代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其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空间发生了变化。在现代化社会的早期，作为国家体制一部分的大学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扩张无边，文化也远远没有像今天这样被商业机制垄断，因而社会的公共文化生活还是完整的，知识分子可以以自由职业者如自由作家、自由艺术家的身份生存和活动，他们的心灵是自由的，可以为文学而文学，为艺术而艺术。然而，当国家体制和资本主义商业体制作为系统性的力量，扩张到自由的公共文化空间，受控于权力和金钱的当代社会，传统知识分子所赖以生存的最后一块净土沦陷了，生活世界被系统世界殖民化，自由的翅膀被折断，不是寄生在学院体制，就是以签约化的方式在资本主义文化企业或媒体中讨生活。在这样的情形下，是否还有自由职业知识分子那样纯洁的心灵和自由的精神呢？
曼海姆（Karl Mannhem）在研究知识分子的时候，谈到知识分子拥有两种不同的知识：日常经验的知识和秘传（esoteric）知识。他说：
在简单文化中，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常常汇聚为一种。由部落垄断的技艺常常构建了养生秘密的主题，这种技艺本身却是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巫术的赖以和基础是秘传的，也常常进入到私人活动的日常循环中去。而日益复杂的社会却倾向于将日常知识与秘传知识分离开来，同时也拉大了掌握这两种知识的群体的距离。
以日常经验知识和秘传知识为背景，当代知识分子形成了学院知识分子和媒体知识分子两大类型。学院知识分子为专业知识的规训所控制，而媒体知识分子又受制于媒体和出版业的市场逻辑。在当代中国，这两类知识分子，又有所谓（知识）体制内和（知识）体制外知识分子的称呼。这一区别和命名，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的发明，并非为体制内知识分子所接受，因为这不仅仅是某种事实的描述，还暗涵着某种价值的评价。在体制外知识分子看来，体制内的同行们已经失去了知识分子公共批判的精神，为学院的专业逻辑所摆布，而他们依然像当年的左拉、雨果那样，是自由漂浮的自由职业者，体制外蕴含着丰富的反抗资源，所谓的民间是知识分子批判精神的温床。这一结论前半部分固然不错，学院知识分子的确有失去公共性和批判性的可能和趋势，但所谓的民间是否就意味着自由、反思和批判呢？传统知识分子是否还有可能在体制外继续生存呢？
就像我们上述所指出的，在当代社会，即使在国家体制之外，也早已并非是自由的净土，资本主义的市场原则隐秘地控制着大小媒体和出版业的文化生产和流通，即使是在所谓的民间刊物、民间出版业，也没有例外。资本的这一控制是软性的，看不见的，以市场的调节方式进行。当严肃的知识分子退入学院，公共空间就为一批所谓的媒体知识分子占领了，如同布迪厄所指出的，他们或者是媒体从业人员，或者是以卖稿为生的自由职业者，既没有像左拉那样有作家的身份和智慧，也不像萨特有哲学上的专业建树，"他们要求电视为他们扬名，而在过去，只有终身的、而且往往总是默默无闻的研究和工作才能使他们获得声誉。哲学人只保留了知识分子作用的外部表象，---而这些人既无批判意识，也无专业才能和道德信念，却在现时的一切问题上表态，因此几乎总是与现存秩序合拍。"
媒体与文化工业还有更厉害的一招，就是它容许并且鼓励异端，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批判，因为这些极端的声音，在一个政治权威主义的时代是市场的稀缺商品，有超额利润的空间。虽然风险很大，但高风险必有高利润，资本的所有者为了博取潜在的暴利，愿意铤而走险。在这样的商业原则支配之下，异端的声音受到资本的不断鼓励被释放出来，而且越是趋于偏激、极端，越是受到市场的鼓励，会赢得所谓的收视率、点击率、出版印数，通过资本主义的投入-产出的会计制度，化为实实在在的商业利润。而为市场所无形操控的民间知识分子，也会在不自不觉中失去批判的自我立场，从理性的批判滑向迎合市场对稀缺资源的特殊需求，一味取悦于观众的观赏偏好，声调越来越偏激，越来越激愤，语不惊人死不休。所谓的知识分子批判，变成一个煽情的演员手势、一种娇柔做作的舞台造型、一连串博取掌声的夸张修辞。而所谓的正义、良知和真理，在这样的市场作秀闹剧中，变为虚张声势的图腾和得心应手的道具---这样的媒体知识分子，与左拉所代表的传统知识分子，在精神气质上何其遥远！如同海涅所感叹的：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敢于对抗国家理性，乃是因为在他们的内心，相信自己掌握并且代表了更高的理性---人类的理性，这一理性是整体的，具有终极性的价值和依据。在启蒙时代，当知识还没有分化，而人类又普遍陷入蒙昧状态的时候，人类理性的确起到过很大的解放作用。然而，到现代社会，随着社会的分化，知识也日益分化，各种知识之上是否还存在、或者说还有必要存在一种形而上学的整体知识？这一点如今已经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列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中证明了所谓的元话语---整体性知识的虚妄性，当整体性知识所造就的两套宏大叙事---关于真理的叙事和革命的叙事被颠覆之后，知识分子所赖以存在的知识论依据就被釜底抽薪，失去了立足之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知识分子依然执著地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的万能钥匙，可以凭此谈论或批判一切现存之物，就显得格外的虚弱和空洞。
已故的中国作家王小波以热爱知识和理性而著称，但他最讨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自以为代表了无所不在的真理，夸夸其谈，误国误民。他在其杂文自选集的序言中，开篇就讲了一个故事，说自己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有场戏给他印象极深：工业巨头见到多年不见的儿子，问他对什么有兴趣。儿子在科学、文艺、法律一切方面皆无所长，但他说自己学会了一样本领，善于明辨是非。父亲听完嘲笑儿子说，这件事连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都感到犯难，而你什么都不会，倒是专职于明辨是非？王小波说，他看了这段戏之后，痛下决心，这辈子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王小波是敏感的，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