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先生曾经以1998年台湾"总统"选举中，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滥用学术权威，支持陈水扁当选的例子作出分析，指出学术权威可能转化为道德权威，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伦理。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公共讨论是通过非权威的方式，在差异之间形成共识的。因此，知识分子在进入公共领域时，要警惕用学术权威干预公共讨论，不能诉诸人格、身份、学术、专业、传统、信念等权威资源。 钱永祥指出的这一现象有其特殊针对性，当代社会的确太多的学术权威滥用其社会公信力，在其非专业的、不熟悉的公共问题上发表意见，影响和左右舆论。然而，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不同的看法：即使在公共领域的公共讨论中，专业的权威虽然不是唯一的，却是重要的。以专业的或相对于专业水准的研究为知识资源，并以这样的资源作为论据，参与公共讨论，这正是知识分子区别于一般公众介入政治的独特方式。
我们可以举两个著名知识分子的例子。一个是美国核物理学家奥本海默（ Robert Oppenheimer），另一个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Habermas）。奥本海默作为美国的"原子弹之父"，思考了核技术和核武器将给人类带来的道德灾难，他以其不容置疑的专业权威批判了人类对核技术的滥用，他发言的分量和影响是无人可代替的。而哈贝马斯作为一个对许多社会公共问题有深入研究和讨论的哲学家，在介入诸如科索沃危机、9-11事件等公共事件讨论时，他那些与众不同的具有反思性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哈贝马斯所凭借的不是所谓的一般知识或普遍道德，而是其深厚的哲学知识。他在谈到哲学对于当代公共生活有什么意义时，问道，由于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其功能系统依赖于专门化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来自专家。那么，作为形而上的哲学有什么用呢？哈贝马斯说：哲学能满足人们对实践导向和生活意义的渴望，哲学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要比他们作为专家对现实具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有助于现代社会达到自我理解，对社会的整体和多方面作为特定的解释，并具有解决正义的或有序社会的基本问题。他特别指出： 在此我们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群行动者，他们显得很突出，成为他们既不能要求也被授权去干涉，而是主动运用他们的专业能力，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多少是理由充分的看法。由于实现了这种颇有雄心的要求，即在各种情况下公正的考虑所有相关观点，平等地对待各方利益，他们就获得了一种权威，这些知识分子最多能够依赖的就是这样一种权威。
哈贝马斯在这里所谈的，他自己以及奥本海默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布迪厄所描绘的一种新知识分子理想类型：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
这样的知识分子，按照布迪厄的说法，处在萨特式的普遍知识分子与福柯式的特殊知识分子之间。前者"对所有他们时代发生的问题，都有权利和义务，只依赖自己的理智的力量，采取一个立场"，而后者"把自己的干预局限在一个特定知识和经验领域"。 从特殊走向普遍的知识分子超越了非此即彼的选择，同时也超越了80年代在雅各比（Russell Jacoby）与布卢姆(Allan Bloom)之间关于知识分子如何自我理解的著名论争，前者将知识分子看作是介入公共生活、承担社会义务的激进知识分子，后者将知识分子理解为自律的、沉思的、独立地追求知识智慧的学院知识分子。 而布迪厄所阐释的知识分子既是学院内部自主的、自律的、对专业有独特爱好的知识者，又能够介入社会公共生活、承担公共责任的知识分子。
更重要的是，布迪厄所说的知识分子不是像福柯所理解的仅仅是各司批判之职的特殊知识分子，之所以从特殊走向普遍，乃是因为从各个专业走向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彼此之间形成了一个普遍的整体，这样的整体，更确切地说，是一个松散的共同体，一个知识分子法团。按照布迪厄的设想，这一共同体或法团是通过国际互联网络连接在一起的，将采取"一个圆心无所不在又无处存在的圆"形式，"其中所有地方都是中心，也就没有地方是中心"。这样，所有公共知识分子都可以借助这一国际网络，讨论国内和国际公共事务，并对所有建构良好的公共干预行动提供符号支援。
为什么知识分子必须形成这样一个松散的共同体，而不能像福柯所说的那样各自为战？这是因为知识分子所面对和所反抗的，乃是一个整体性的权力与整体性的市场，它们互相纠缠，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在的系统网络。在整体性的权力与资本面前，个人是截然无法与之抗衡的。知识分子虽然内部在意识形态上四分五裂，但他们都面临着捍卫知识自主性、捍卫知识尊严的职责，知识分子有自己独特的整体利益，因而他们必须成为一个共同体，并以法团主义（Corporatism）的方式参与政治，介入公共生活。这样的法团主义"来自一种适于捍卫充分理解的共同利益的法团主义"，在公共空间实行知识分子的集体斗争，以争取共同体的共同利益。
为什么知识分子能够形成一个共同体，其可能性何在？布迪厄强调这乃是因为知识分子拥有理性。他所说的理性不是哈贝马斯的从理想情境抽象出来的先验的乌托邦，而是"存在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中，存在于一定的对话和非暴力沟通的社会结构中"， 是一种语境化的理性。具体而言，是一套在知识的建构和交往历史、批判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普遍规则，有点类似于古德纳(Alvin Gouldner)所说的评论性的论说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 知识分子可以借助这套在长期的知识生产、交换和分配中形成的言说规则，在知识共同体内部进行交往和沟通。
布迪厄在《走向普遍性的法团主义》一文中最后这样说：
这种由知识分子垄断的批判性反思，要求知识分子把对普遍性的追求，和追求特殊存在状况之普遍化的持续斗争联系起来，只有后者才能使对普遍性的追求成为可能。
在知识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知识分子通过从特殊走向普遍，重新建构起自己的公共性。 新的公共性基础不再是左拉、萨特式的普遍话语，也不限于福柯式的特殊领域，他从专业或具体的领域出发，实现对社会利益和整体意义的普遍化理解。从特殊走向普遍的视野来看，世界既不是由虚幻的意识形态所构成，也不是被后现代和技术专家分割得支离破碎；它从各个不同的特殊性批判立场出发，汇合成一个共同的、又是无中心的话语网络，正是这样的整体网络，建构起当下世界的完整意义和在权力与资本之外的第三种力量：自主的和扩展的文化场域。正是在这样由具体而编制成整体的知识网络中，知识分子获得了自己公共性的基础。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从特殊到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观念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学院内部和公共生活空间，他们正在出现，而且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