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社会斗争，还不如用社会斗争词汇来关注公正。" 相比较而言，福柯并不反对自由，虽然他明确将自由作为批判和反抗所欲实现的目标，但他晚年时在自我伦理学的名义下发展出某种关于作为伦理主体的人的建构性理解。他认为，古希腊与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层面上的区别，后者是禁忌性的行为准则，要求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而前者的重点是自我关切。自我的关切所为了抵抗规范化的规训，让自我有自由的发展，将人生当作"一件艺术品来创造"。而所谓的道德是自由的实践，自由必须在伦理中得以实践，也就是说，自由是福柯的自我伦理学的本体论条件。 福柯这里说的自由显然继承了尼采的思想传统，它纯粹是个体的，充满了差异、解放和多元。特殊知识分子对权力所作的反抗，归根结底不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普遍目标，不追求任何共同的未来，也不预设诸如理性这样的基础主义，反抗本身是无目的的，它只是为了拆解无所不在的社会权力对自我关切、自我发展的禁锢，让个人有可能按照自我的心愿，来自由地创造人生。然而，个人自由之实现不可能超越具体的语境而存在，总是需要相应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的制度机制，渴望自由、承诺自由的人们必须回答：个人的自由如何可能？我们如何为实现个人自由而提供一个相应的社会条件？正如加缪所说的，反抗者不仅要会说不，还要会说是---对普遍正义的肯定，这样的反抗才是有价值的。但福柯只愿意说不，而拒绝说是，拒绝公共正义普遍价值的存在，这样，他对个人自由的肯定就陷入了虚无主义的自我否定。哈贝马斯就是这样批评福柯："福柯没有充分思索自己在方法论上的困境，没有看到他的权力理论将会遇到与根植于主体哲学的人文科学相同的命运。他的理论竭力超越那些伪科学而达到更严格的客观性，但也就因此而更无助地陷入一种当下主义（presentism）历史学的陷阱。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推向相对主义的自我否定，而不能对自身的言语的规范基础做出任何说明"。

    福柯为代表的特殊知识分子凭借专业的力量，在反抗权力、解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上有其颠覆性的意义，但仅仅这些批判本身，无法建构一个替代性的公正社会，而且连社会的公共生活都有一并被瓦解和颠覆的可能。另一方面，特殊知识分子拒绝任何价值目标，又使得个人的反抗显得支离破碎，互相抵消，从而无法与整体性权力体系抗衡，失去了批判的有效性。因而，特殊知识分子就像普遍知识分子一样，在我们这个时代依然无法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

五、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陷入了陷入了某种困境：在专业化和后现代时代中，普遍知识分子日益暴露出其虚妄性，而特殊知识分子又无法扮演重建公共性的角色。那么，如何走出这一困境？我们承认：在一个后现代社会中，假使我们依然需要公共生活，那么，普遍的公共价值依然是不可缺少的；而仅仅从特殊领域进行反抗无法形成整体的力量，也无从重建社会的公共性。另一方面，知识的高度专业化使得知识分子如果仅仅凭借普遍的价值诉诸批判，又会显得空洞乏力，缺乏有效的力度---在这样的普遍与特殊的两难之中，我们有无可能走出困境，建构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

    在这里，我试图运用布迪厄的理论，提出一种从特殊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理想类型。布迪厄在1989年发表过一篇题为《走向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The Corporatism of the Universal:the role of intellectuals in the modern world）,详细讨论了当代世界中知识分子如何从特殊走向普遍，从捍卫知识的自主性，进而介入社会的问题。这一问题正是公共知识分子问题的核心所在。

    一种从特殊到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是如何的呢？布迪厄说，知识分子是一种悖论的或二维的存在，他既是纯文化的，又是入世的。一个文化的生产者，要成为知识分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

    一方面，他们必须从属于一个知识上自主的、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或其他势力的场域，并遵守这个场域的特定法则；另一方面，在超出他们知识领域的政治活动中，他们必须展示在这个领域的专门知识和权威。他们必须做专职的文化生产者，而不是政客。尽管自主和入世之间存在二律背反的对立，但仍有可能同时得到发展。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首先要捍卫知识上的自主性，这是走向公共生活、实现政治批判的根基所在。为什么自主性这样重要？布迪厄敏锐地注意到，在当今这个知识专业化的学院形态中，知识的生产、流通和分配已经被权力与金钱深入地控制了。资本主义的科层官僚制度，将学校也当作企业一样管理，要求文化生产者接受和采纳工作效率、工作节奏这样的规范，并且将这些规范作为衡量知识分子成就的普遍标准。另一方面，学院作为国家体制的一部分，虽然使得文化生产者在国家庇护下，可以逃避直接的市场压力，却通过各种拨款或基金委员会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施加规范化的压力。于是，"日丹诺夫规律"出现了："文化生产者在他的特定领域里越是没有作为，越是没有名气，他就越加需要外界的权力，也就越热衷于寻求外界的权力以抬高自己在本领域的身价。" 因此，知识分子争取自主性的斗争，首先是反抗这样一些机构及其代理人的斗争，反抗将外部的市场、权力和宗教意识形态原则引入到学科内部。特别在学院内部，知识分子必须学会利用国家把自己从国家中解放出来，必须学会获得国家保证给你的那一份，以坚持自己面对国家的独立。也就是说，在知识共同体内部，制定一种标准对话的规则，一种在机会均等的同行中进行纯粹而彻底的竞争的规则。这样的规则是自主的，是知识分子自我立法的规则，不屈从任何外界的市场或权力法则或掺和非知识的因素。

    知识分子只有捍卫了知识上的自主性，才有可能从自主性出发，介入公共生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倒过来说，也只有通过参与政治，才有可能最终捍卫知识的自主性。布迪厄说："一方面，尤其要通过斗争确立知识分子的自主性，保证文化生产者有一个保持自主性（首先体现在知识活动成果的发表和评价形式中）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强化每一领域里最自主的生产者的位置；另一方面，要创造适宜的制度，让最自主的文化生产者不受象牙塔的诱惑，以使他们能够使用特定权威集体干预政治，为保障他们自己控制文化生产方式和知识合法性的最低目标而奋斗。"

    公共空间是一个充满竞争的场域，假如知识分子不去介入，被排除在公共讨论之外，就会有一大批人比如新闻记者、技术官僚、公众意见调查者和营销顾问等等，自我赋予"知识分子"的权威，活跃其间。技术专家治国论就是这样假借知识分子的权威，来控制公共舆论，操纵政治决策。当今这个时代，一方面是公共知识分子参与的匮乏，另一方面又是技术专家干预的过剩。技术专家与公共知识分子都参与政治，但二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虽然他们都有专业背景，并且从专业出发介入公共问题的讨论，但技术专家的参与缺乏超越的眼光，他只是从纯粹的技术角度评估和衡量政策得失。技术专家是没有价值意识的，他将所有价值选择的问题，都转化为一个技术性的改良问题，将所有政治问题，都理解为行政问题。而知识分子的介入公共领域明显带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因此可以超越一般的现实或技术层面，以理性反思的姿态建构公共性的批判舆论。

    在一个现代民主社会，介入公共领域的不仅有公共知识分子和技术专家，还有其他各种社会阶层和社会职业的公众。那么，公共知识分子与一般公众介入公共生活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公共领域里公共问题的讨论都要求公众们以理性的方式介入和参与，而且从自己所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