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越活跃。这是专业化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他们将学院生活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并赋予超越的批判性意义。从这点而言，或许我们又重新获得了一似希望，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亡了，在整体话语的废墟上，新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磐，走向新生。

雅各比（Russell Jacoby）：《最后的知识分子》, 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参见笔者：《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9年12月号。
陈平原：《学术史研究随想》，《学人》丛刊第1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参见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上海文化》杂志创刊号，1993年。
关于志业感，参见马克斯 韦伯（Max Weber）：《以学术为业》，载《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钱永祥对韦伯的志业感内涵的紧张有深入的分析，参见作者：《在纵欲与虚无之上》，载同名著作，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参见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1993年6月号。
参见王晓明等：《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上海文学》杂志，1993年第6期。
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读书》杂志，1994年第5期。
蔡翔、许纪霖等：《道统、学统与政统》。
许纪霖：《人文精神的多元意义》，上海《文汇报》，1995年12月17日。
参见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文化》杂志，1994年第5期；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河北《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参见张颐武：《现代性的终结：一个无法回避的课题》，北京《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陈晓明等：《后现代：文化的扩张与错位》，《上海文学》1994年第3期；张法等：《从"现代性"到"中华性"》，长春《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长春《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参见笔者：《启蒙的命运：二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
参见张汝伦、王晓明等：《人文精神：是否可能和如何可能》，北京《读书》杂志，1994年第3期。
参见张承志《无援的思想》，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张炜：《忧愤的归途》，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
参见汪晖：《死火重温》，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序言、第343-345、430-432页。
参见葛兰西(Gramsci)：《狱中笔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4页。
参见福柯（Foucault）：《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48、72、147页。
当我在这里将汪晖所代表的批判知识分子解释为福柯式的特殊知识分子的时候，只是在揭示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一批判的层面而言，而忽略了他们之间的重要不同：福柯所理解的特殊知识分子拒绝任何社会整体的目标，而中国的批判知识分子是把"政治自由、社会公正和平等权力作为自己的社会目标"并且为之而诉诸于批判的。参见汪晖》《死火重温》，序言第8页。
列奥塔（Lyotard）:《知识分子的坟墓》，载《后现代性与公众游戏》，谈瀛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16-117页。
让-弗朗索瓦 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知识分子与法兰西激情》，刘云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赵晓力译，《学术思想评论》第6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74页。
曼海姆（Karl Mannhem）：《知识阶层问题：对其过去和现在角色的研究》，载《卡尔 曼海姆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3页。
布迪厄（Bourdieu）：《自由交流》，桂裕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51页。
列奥塔（Lyotard）：《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自序第1页。
Richard Posner ,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
王小波：《我的精神家园》，自序第3页。
参见陈宣良：《萨特：幽暗与通明之间》，载周国平主编：《诗人哲学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402页。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
列奥塔（Lyotard）:《知识分子的坟墓》。
参见福柯（Foucault）:《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与德勒兹的对话》，载《福柯集》，杜小真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
转引自：罗歇 格勒尼埃：《阳光与阴影：加缪传》，顾嘉深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参见加缪（Albert Camus）：《反抗者》，吕永真译，载《加缪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参见博格斯(Carl Boggs)：《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李俊、菜海榕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217页。
福柯（Foucault）：《哲学的生命》，载《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参见福柯（Foucault）：《权力与性》，载《权力的眼睛》，第48页。
参见福柯（Foucault）：《权力的阐释》，载《权力的眼睛》，第22-34页。
参见福柯（Foucault）：《性与政治》，载《福柯集》，第470页。
福柯（Foucault）：《对真理的关怀》，载《权力的眼睛》，第147页。
福柯（Foucault）：《真理与权力》（《福柯访谈录》），载《福柯集》，第442页。
参见福柯（Foucault）：《权力与性》，载《权力的眼睛》，第48页。
福柯（Foucault）：《什么是启蒙？》，汪晖译，载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
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载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上午印书馆1997年版，第22页。
凯尔纳（Kellner）：《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88页。
福柯（Foucault）：《论人性：公正与权力的对立》，载《福柯集》，第244、249页。
参见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第5章，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哈贝马斯（Habermas）:《现代性的哲学话语》，英文版，第294页。中译参见哈贝马斯：《走出主体哲学的别一途径》，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66页。
布迪厄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从特殊到普遍的知识分子理想类型，他所欣赏的乃是一种以社会学家为理想类型的科学知识分子。然而，在这里，当我们讨论公共知识分子，并面临着特殊与普遍之间两难困境的时候，布迪厄的理论事实上提供了一个超越二者的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想类型。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赵晓力译，载《学术思想评论》第5辑，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间接引自该文的，将不再一一注明。
布迪厄（Bourdieu）：《自由交流》，第72页。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
参见钱永祥：《学术权威如何善尽社会角色》、《略谈"公共型"知识分子》，载《纵欲与虚无之上》，第385-394页。
哈贝马斯(Habermas)：《再论理论与实践-2002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薛巍等译，载〈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网站（），上网日期2002年10月18日。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
参见博格斯(Carl Boggs)：《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危机》，第146-147页。
布迪厄（Bourdieu）：《倡导普遍性的法团主义：现代世界中知识分子的角色》。
布迪厄（Bourdieu）：《实践与反思》，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页。
参见古德纳（Alvin Gouldner）：《知识分子的未来与新阶级的兴起》，顾昕译，台湾桂冠图书公司1992年版，第4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