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尔雅·释言》：“纾，缓也。”[24]庄公三十年“以纾楚国之难”杜注：“纾，缓也。”成公二年：“我亦得地而纾于难”杜亦注：“齐服则难缓。”而此处杜训纾为除，洪亮吉认为是“杜注随文生训”[25]。

　　昭公二年：“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
　　　　服云：“誉，游也。宣子游其树下。夏谚曰：‘一游一誉，为诸侯度。’”
　　　　杜注：“誉其好也。”

　　李贻德《辑述》：“案惠氏栋曰：‘一游一誉，今《孟子》作“豫”，赵岐《章句》曰：“豫亦游也。《春秋传》曰‘季氏有嘉树，宣子誉焉’”《周易·序卦》曰：“豫必有随”郑康成注引《孟子》“吾君不豫”以为证。则知此传誉字本作豫，故服、赵互引为证。《孙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虽优游暇誉，令犹行也。”《外传》作“暇豫”，李善曰：“誉犹豫，古字通。”愚案：杜本作‘誉’，为‘豫’之假借字，其义则当从‘豫’之训‘游’也。杜云‘誉其好也’是望文生义。《正义》云：‘若是游于其下，宣子本自无言，武子何以辄对，故杜以为誉其美好也。’孔氏袒杜抑服，故为此言。”

　　襄公六年：“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服云：“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
　　　　杜注：“诸侯望祀竟内山川星辰。”

　　李贻德《辑述》：“《书·舜典》云：‘望于山川。’《周礼·小宗伯》‘四望四类’注：‘四望，五岳、四镇、四窦。’按《周礼》言望，主天子言，故得遍祭岳、镇、窦。《礼记·王制》云：‘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僖三十一年《谷梁传》注引郑曰：‘望者，祭山川之名也，非其疆界则不祭。”杜注望祭，较贾、服注多出“星辰”，而诸家旧说都只说名山大川而无星辰，可见是杜注随文而训所误。所以钱大昕《左氏传古注辑存序》说：“辅嗣之《易》，元凯之《春秋》，皆疏于训诂。”[26]

　　（二）在名物、制度的阐释上，杜注也比贾、服注疏陋：

　　闵公二年：“卫懿公好鹤，鹤有乘轩者。”
　　　　服云：“车有藩曰轩。”
　　        杜注：“轩，大夫车。”

　　刘文淇《疏证》：“《广雅·释诂》：‘轩，韦车也。’王念孙云：‘轩之言■蔽也。《说文》：“轩，曲■藩车也。”王逸注《招魂》云：“轩，楼板也。”《周官·小胥》疏引《左传》注云：“诸侯轩悬阙南方，形如车舆。”皆■蔽之意也。’按王说是也。《文选·东京赋》薛注：‘属车有藩曰轩。’《巾车》注：‘藩，今时小车藩，漆席为之。’皆与服注合。又作‘■’，《景帝纪》‘朱两■’应劭曰：‘车耳反出所以为之藩屏翳尘泥也。以箅为之，或用革。’《舆服志》注：‘车有■者，为之轩。’”
　　可见服说胜于杜注，孔疏引定公十三年“齐侯敛诸大夫之轩”以证杜注，十分牵强。

　　隐公四年：“君为主，敝邑以赋。”
　　　　服云：“赋，兵也。以田赋出兵，故为之赋。”
　　　　杜注：“言举国之赋调。”

　　《论语·公冶长》“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郑注：“赋，军赋也。”孔曰∶“赋，兵赋。”又《国语·鲁语》“悉率弊赋”注，《淮南·要略》“悉缩薄赋”注，并云：“赋，兵也。”[27]杜注不明制度，望文生训。
　　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杜注的疏陋更多：

　　桓公二年：“藻、率、■、■”
　　　　服云：“藻，画藻；率，刷巾。礼有刷巾。”
　　　　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也。王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

　　刘文淇《疏证》：“藻率，《东京赋》作藻■，《司几筵》：‘加缫席画纯’注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读从桓二年臧哀伯藻率、■、■、■、厉、游、缨，此盖（阮刻注疏“盖”作“并”）取彼义也。’《典瑞》‘缫藉五采五就’注：‘缫有五采文，所以荐玉，木为中干，用韦衣而画之。’郑司农云：‘缫读为藻率之藻。’疏：‘桓二年臧哀伯谏辞也。’藻是水草之文，故读从之也。是先、后郑皆以藻、率为二物，与服同。杜注：‘藻率，以韦为之，所以藉玉。’正义云：‘杜以藻率为一物者，以拭物之巾，无名率者。服言礼有率巾，事无所出。’阮氏校勘记云：‘孔冲远误也。依《说文》“帅，佩巾也”，即■字。古率、帅通，故《仪礼》注云：“古文帅作率。”服虔云“礼有刷巾”，其语亦见《说文》。凡《仪礼》言■者，即《左传》之率也。’按阮说是也。乐师故书帅为率，《聘礼》古文帅皆作率，《采菽》‘亦是率从’，襄十一年传作‘帅从’，《广雅·释器》‘帅，巾也’，皆率得为巾之义。”

　　僖公二十三年：“策名委贽，贰乃辟也。”
　　　　服云：“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贽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
　　　　杜注：“名书于所臣之策，屈膝而君事之，则不可以贰。”

　　刘文淇《疏证》：“顾炎武云：‘孟子出疆必载质，庶人不传质为臣，皆是贽字。惠栋云：‘服读质为贽，《晋语》云“臣为质于翟之鼓”韦昭曰：“质，贽也。”士贽以雉，委贽而退。《尚书》称二死一生贽，故云委死之质。’”杜注以身体训质，训委质为屈膝委身于地，乃不明古代礼制而误。

　　（三）杜注和贾、服注区别最大而且最多的，还是他们《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不一样。贾、服注意在解经，经常阐发微言大义；而杜注意在释传，所释比较客观通达，多近于史。这种经史之别，在《左传》注中随处可见，最明显处莫过于开篇对“春秋”一词的解释：

　　贾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

　　杜预却认为：“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也。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
　　杜预虽还不敢大胆明言《春秋》、《左传》“皆史也”，但这种观点在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中已露端倪。他首先认为，《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孔子只是刊正了其中“教之所存，文之所害”的内容，“其余则皆即用旧史”；然后说《左传》是随《春秋》而发，“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次，杜预反对称孔子为素王，称左丘明为素臣，并排斥《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斥责旧儒（实际上是服注）哀公十四年获麟是因为孔子“制作三年，文成致麟”的说法，认为这是妖妄之说。[28]

　　这种从史学的角度，而不是从经学的角度去为《左传》作注，可以说是杜预《左传》注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去做的。

　　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
　　　　贾云：“葬嗣君之事，公弗临，言无恩。”
　　　　杜注：“以桓为太子，故隐公让而不敢为丧主。”

　　隐公十一年：“不书葬，不成丧也。”
　　　　贾云：“君弑，不书葬，贼不讨也。”
　　　　杜注：“桓弑隐篡立，故丧礼不成。”

　　贾逵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未讨伐杀隐公之贼。杜预认为，不书葬是因为桓公谋杀隐公而篡立君位，所以丧礼不成；丧礼不成，所以不书葬。传文明言不书葬是因为不成丧，杜注即以传释传，而贾逵却另寻微言大义。

　　桓公七年：“七年春，谷伯、邓伯来朝。名，贱之也。”
　　　　服云：“谷、邓密迩于楚，不亲仁善邻以自固，卒为楚所灭。无同好之救，桓又有弑贤兄之恶，故贱而名之。”
　　　　杜注：“辟陋小国，贱之，礼不足，故书名。”

　　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
　　　　服云：“鲁以壬申被灾，至乙亥而尝，不以灾害为恐。”
　　　　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