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争辩，大抵只是门户之争罢了。也可以说，这场论争是因为学分南北而起。随着隋唐一统天下，唐代统一经学，南北学的差别随之而消失，为《左传》杜注和贾、服注而起的辩驳也就随之而消失了。
　　清代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学者似乎幸运得多，他们一直未有持对立意见的反对者，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所以这次浪潮实际上不能称为一场争论。这些学者却并不因为没有反对派，而减弱攻击杜注的尖言厉辞。他们可粗略分为温和派和激烈派两种。
　　温和派，早期如顾炎武《左传杜解集正》，主要是不满意杜注在字义训诂上的疏陋，常引用汉儒古训以驳杜注知今昧古之弊；其后如臧林、沈彤、梁履绳等，也主要是从训诂、地理、礼制等方面纠正杜注的疏陋之处，但仍然认同杜注的绝大部分；虽已开始注意并提倡汉儒旧注，但还没有完全搬出贾、服注来砸倒杜注，他们可说是本着一种健康的学术态度去批评杜注，严格说来，似乎不能把他们列入清代反对杜注倡申贾、服的阵营中去。
　　激烈派以惠栋发其端，洪亮吉、焦循、李贻德、沈钦韩、刘文淇为主力，丁晏为殿军。他们对杜注激烈的攻击，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左传》杜注“时多疵类”“■■横生”，“其稍可观览者，皆是贾、服旧说”，因而大肆贬斥杜注，极端推崇贾、服注，有着明显的学术上的偏见。究其原因，从清代的学术环境看，学者崇尚汉儒古注，崇尚郑玄之学，越是亡佚的汉儒古注越受重视，贾、服注自然列于其中，《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未成，但皮锡瑞说：“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42]在这里，清代学者对杜注的攻击，实际上是整个汉学与魏晋学对立在清代的一种表现，因为在学术继承关系上，清代学者和汉儒无疑是最紧密的。在清人看来，魏晋人经注是远远比不上汉注的，严蔚在其《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中说：“唐儒义疏，于经不为无功，但嫌择取不精，未堪奉为准的。即如《春秋内传》取杜，《易》《书》之取王弼、伪孔，皆魏晋人改师法者；并又曲拘一家庸妄之说，不从汉儒精核之谊，间遇支吾之处，不能曲为臆说以扶谬语，乃引一二经师旧说，用相考证。”[43]王鸣盛也叹道：“……九经疏，汉学佚其四，而《谷梁》之用范宁，犹为稍可，其佚而可惜者：《周易》、《尚书》、《左传》也！”[44]十三经注中，除何晏《论语》注、郭璞《尔雅》注外，几乎所有的魏晋人经注，都遭到了清人的斥责，由此可见清人对魏晋经注的不满态度。至于南学，那更是“与郑学枘凿，亦与汉儒背驰”的；[45]所以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这样论断：“魏晋人所注经，准以汉人著述体例，大有迳庭，不止商、周之判。”[46]可见清代学者倡申贾、服注贬抑杜注，和当时大的学术环境是合拍的。而清人崇尚的贾、服注的亡佚，清人还认为也是杜注引起的，这尤其使他们痛恨。洪亮吉说：“自杜预《春秋集解》出，而汉儒训诂失。”[47]刘恭冕在《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跋中也说：“汉儒注《左氏》者自贾谊始，其后刘歆、郑众、贾逵、马融、延笃、彭汪、许叔、颍容、谢该、服虔、孔嘉各为之训释。而诸家中，以贾、服为最备，故学者多并称之。顾自杜氏集解孔氏疏出，而二家遂亡。”[48]这也成为了使清人感到气愤而攻击杜注的一个原因。
　　但他们很快就碰到一个难题，因为当他们大肆攻击杜注倡申贾、服时，也详细排列比较了贾、服注和杜注，结果发现贾、服注和杜注竟然绝大部分相同，歧异只是小部分。[49]这使他们尴尬的同时马上又换手牢牢抓住了另一个把柄∶指责杜预剽取服注。这种指责的直接起因是，杜预在《左传集解》序中只提到所采诸家有刘歆、贾逵父子、许叔、颍容，却一字不提服虔。丁晏在其《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根据孔疏，一一列举出杜注和服注相同的地方，说：“服氏之学当时盛行，东晋已置博士，不容遗弃其名。窃尝反覆考之，而确知杜氏之窃取服说，攘为己注，故有意没其名氏，其居心之诡■，深可鄙也！今服注之仅有存者，其说多与杜同。行同窃贼，已露真脏。……夫使服氏三十卷全书具存，则其攘窃之迹必更有显露之者。惜夫！《解谊》久亡，无由尽摘其状而发其奸也。然即今可考而知者，杜氏抄取服说，比比皆是，而孔疏犹阿杜云‘劣而不论’，既云劣矣，何以《集解》又袭其说？袭其说而序没其名，此攘窃之小人也，郭象、何法盛之徒！儒者之所深羞也。”[50]在这之前，王鸣盛也作过类似的推断：“左学以服为首，杜解中攘窃其义甚多，顾隐而不言，明系忌服名高，作此狙诈耳。”[51]这已从开始学术上的指责扩大到人品上的指责了。杜预《左传》集解采用他说，均不指明出处，所采服注多于刘、贾、许、颍各家，为何序中不提服注？细玩序意，“特举刘、贾、许、颍之违，以见异同”，[52]可见杜预列举此四家，是站在批评的立场上，至于服注，本和杜注差异不大，杜注曾大份量地取用，基本是被杜预认可的，所以并不列在批评之列。孔疏误解杜意，臆说“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53]遂又使清人发生误解。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提出尖刻批评的是焦循。他对杜预《左传》注中的疏陋之处作了思想上的解剖，并进一步推广到杜预整部《左传》注的指导思想上。他在《春秋左传补疏》序中说：“阅《三国魏志·杜畿传》注，乃知预为司马懿女婿。《晋书》预本传云：‘祖畿，魏尚书仆射。父恕，幽州刺史。……其父与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故预久不得调。文帝嗣立，预尚帝妹高陆公主，起家拜尚书郎，……四年，转参相府军事。’预以父得罪于懿，废弃不用，盖热中久矣。昭有篡弑之心，搜罗才士，盖以妹妻预，而使参府事。预出意外，于是忘父怨而竭忠于司马氏，既目见成济之事，将有以为昭饰，且有以为懿、师饰，即用以为己饰，此《左氏春秋集解》所以作也。……故其说大行于晋、宋、齐、梁、陈之世，唐高祖之于隋，亦踵魏晋余习，故用预说作《正义》，而贾、服诸家由是而废。”[54]焦氏所持此论甚有见地，然失于过激。丁晏甚至在焦氏的基础上作进一步引伸，他在《左传杜解集正》总序中列出杜注和贾、服注相同者后，又一一列出和杜注相同的王肃说，因为晋武帝是王肃的外孙，杜预身仕晋朝，所以丁晏认为杜注取用王肃说也是因为谄附贵戚。
　　今天看来，激烈派的攻击虽也有可取之处，但大都过火，有失公允，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色彩。
　　从整个清代学者攻击杜注的走势上看，早期比较温和，也大都认同杜注，到后来，这种攻击却越来越严重，几乎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杜注是否就此完全被推翻了呢？清代学者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吗？
　　平心而论，《左传》杜注遭到清代学者的强烈攻击，的确也有杜注自身的原因，如前面所述杜注的诸多疏陋之处；另外，清代学者由于能深通音韵、明于训诂，所以能广泛地发现问题，指出杜注的疏陋，这使清人具备了批评杜注的厚实的学术条件；还有，孔疏独尊杜注，疏不破注，处处唯杜是从，大凡贾、服注与杜注相异时，都一概贬斥贾、服注，即使相同时，也替杜注另为歧解而斥责贾、服，这可算是清人攻击杜注的一个间接原因，所以沈钦韩称孔疏是《左传》历史上四厄中的第三厄：“孔颖达者，卖国之谄子也，枵然无所得于汉学，蜣螂之智，奉伪孔氏与杜预而甘且旨焉，排击郑、服，不遗余力，于是服氏之学始显终亡，而杜预之义赫然杲日之中天。”[55]他在与周保绪书中说：“然为《左氏》之而得罪于圣经者，无如杜预也。贾、服之注，今已不传，其精者，偏为杜预攘取，孔疏唯摘其细碎以为嗤笑。……故经学之亡，亡于唐初撰《五经正义》，弃河朔之朴学，尚江左之虚浮，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