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所据文字、句读均相异者，如：

　　昭公十四年：
　　服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咸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服云：“不为末者，不为末■隐蔽之也。咸曰义也，言人皆曰叔向是义。”
　　杜据传文：“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曰义也夫？可谓直矣！”
　　　　杜注：“末，薄也。减，轻也。皆以正言之。于义未安，直则有之。”

 　　从以上所述，可见《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相异的情况也是很多的，其中最重大的差别，可以归纳为经史之别，他们《左传》注各自的长短之处亦由此而来。
　　贾逵、服虔都是有名的古文经学家，所以贾、服注长于名物、制度的训释，在训诂上往往有严格的体例和训诂依据，做到了言必有据，特别是在礼制的训释上，二人常较杜预精当。但也因为他们是经学家，为《左传》作注，意在解经，处处不忘圣人和“微言大义”，受今文经学影响，往往牵强附会。这是因为贾逵所处的时代，古文经学正在兴盛，而今文经学衰落却仍固守地盘，为了争立《左传》的合法地位，于是贾注努力也从《左传》里寻求“微言大义”以适应人主，并对今文学作了策略上的让步和容纳，所以他虽是一个古文经学家，其注《左传》却并不摒弃今文，往往引用《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此外，贾逵《左传》注还和他的学术渊源有关系，贾逵之父曾从刘歆受《左传》，贾逵之说亦源于刘歆，刘歆虽是《左传》古文经学提倡者，但他本身是一个今文经学家，其说《左传》仍然和今文学家一样探寻褒贬，深求大义，贾逵《左传》注就常采用刘歆说，如前面所举贾逵对“春秋”的解释，又如僖公十六年“六■退飞，过宋都，风也”，贾逵注都本于刘歆说。
　　服虔之学，师承已不甚清楚，据《世说新语·文学》载，服注《左传》与郑玄多同。[32]《世说新语》载郑玄曾注《左传》虽不一定可靠，但服虔《左传》注也杂取今文经学，和郑玄其它经注是一样的。
　　有人称杜预是“中国学术史上最早的在‘博士’‘经师’之外的权威经学家”，[33]杜预是否是一个真正的经学家尚可商议，但他是独立于“博士”“经师”之外却是无疑的。纵观他一生，政治活动和戎马生涯占其大半，这种政治、军事上的丰富阅历，形成了他后来注《左传》时高瞻远瞩视野宏阔的学术见识；《晋书》还说他“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34]明律令，精历法，通技艺，尤其是他第一次以史的眼光去审视《左传》，去解释《左传》，其识见远远超出当时及以前的《左传》经学家，尽管他还不能完全摆脱经学的影响，但已取得了经学家们达不到的成就。由于能从史学的角度出发，再加上他的博学多才和宏阔的学术见识，形成了杜预整部《左传》注求实、通达、简明的特点。杜预的成就除了和他自身的人生阅历、酷好《左传》有关外，也和当时那个时代的整个学术背景紧密相关。思想、学术至魏晋而一大变，玄学在曹魏正始年间以后，开始逐步形成和流行，正统的儒学思想受到冲击；反映在学术上，经学至此更加衰弱，时人对汉代旧儒冗长繁杂的经解也已感厌倦，而崇尚并转向玄学清通、简要的风格，王弼《周易》注、韦昭《国语》注、杜预《左传》注都体现了这一风格，因而“别异先儒”。[35]另外，由于长期的战乱以及频繁的政权更迭，官方在思想和学术上控制松散，史学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起来，这无疑也是杜预注产生的另一个重要背景。[36]所有上述这些背景，都已和贾逵、服虔所处的时代大不一样。
　　所以杜预《左传》注的特点，首先是他意在释传，能以史的眼光较客观、求实地审视《左传》，训释比贾、服注通达平实，较少阐发臆想中的“微言大义”；比较注意史事发生的前后、因果关系，常用“为……年……事张本”和“事见……年”等形式进行系统的解释，注意以传释传；杜预还长于地理的训释，所释普遍详于贾、服注。但也因为他不是真正的经学家，在名物、制度、训诂上比贾、服注疏陋得多，有知今昧古之弊；在训释体例上为了简明扼要，常常没有严格的训诂上的根据，随文生训，只求意相合，不求辞相符；贾、服注比较注重字词的训诂，而杜注则比较注重史事和文意的疏通。
　　尽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有如上差别，但这种差别的数量在整部《左传》注中所占比例并不大，如前表所统计，杜注和贾、服注相同的数量是相异的两倍多，相同部分远远超过相异部分。通过上面的统计和分析比较，可以得出结论，《左传》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主要的相异可归纳为经史之别。杜注大份量地取用贾、服注（特别是服注），这和他《左传》注题名“集解”是相关联的。[37]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列《左传》贾、服注与杜注异同表中的统计数字，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字，事实上有时贾、服注和杜注很难断定它们是否相同，或者相异；在技术处理上，对贾、服注与杜注一部分相同而另一部分相异的，本表统计不列入相同类也不列入相异类；对不能明确肯定是贾、服注的汉注佚文，本表亦不列入统计之列。虽然如此，由于表中两类在统计数量上相差的悬殊，这种统计的模糊性并不妨碍本文得出的结论。另外，本表比较统计所据只是贾、服注现存佚文，而非贾、服注全部，是否可以用来作为全部贾、服注和杜注异同比较的结论的依据？笔者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从今存散见于各处大量的贾、服注佚文看，似乎没有道理说，存下的大部分贾、服注碰巧都和杜注相同，亡去的碰巧都是和杜注相异的。
　　既然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只有小部分相异，为什么学术史上出现了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呢？

三、对两次攻杜浪潮的分析

　　这两次攻击杜注倡申贾、服的浪潮，貌似相同，实则迥异。
　　第一次《左传》杜注和贾、服注的对立，发生在南北朝时期，实际上纳入了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以南学和北学对立的形式表现出来。北学《左传》以服虔注为主，南学《左传》以杜预注为主，既然有攻击杜注倡申服注的北学学者，当然也少不了斥责服注回护杜注的南学学者，双方争辩起来互不让步，如当时崔灵恩著《左氏条义》以申服难杜，则有虞僧诞作《申服难杜》以答灵恩；梁代诸儒有以贾、服义难驳杜注凡一百八十条，则有王元规“引证通析，无复疑滞”；[38]有姚文安难服虔《左传》七十七条名曰《驳妄》，则有李崇祖申明服注名曰《释谬》，真是针锋相对。
　　这场延续上百年的辩驳，其焦点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因为材料匮缺，今已不得详而知之，但从杜注本身已大份量地采用了贾、服注这一点上看，这场辩驳超越不出当时南北学对立的范畴。南北学的区别，在《世说新语·文学》中有非常形象的概括：

　　褚季野语孙安国云：‘北人学问，渊综广博。’孙答曰：‘南人学问，清通简要。’支道林闻之曰：‘圣贤固所忘言。自中人以还，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

　　刘孝标注：“支所言，但譬成孙、褚之理也。然则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故曰显处视月；学寡则易核，易核，则智明，故如牖中窥日也。”[39]

　　审察杜预《左传》注，如本文所述，的确比贾、服简明通达，而在这之前和杜预同时代的人就已称杜预“文义质直”。[40]杜预《左传》注之所以能在玄学流行的南朝传习，除了可能有因为杜预在晋朝功名较大书遂流传的原因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杜注自身简明、通达。相比之下，服注可能如刘孝标所说的：“学广则难周，难周则识暗”，这是一个经学家所难避免的。
　　《世说新语》所概括的这种南北学的区别，只是总而言之，[41]具体到《左传》杜注和贾、服注上，其实这种区别并不太大，只是经、史之别而已，除此以外，南北学者就《左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