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贾、服注与杜注比较研究(8)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可浩叹!”[56]在答董琴南书中又一次强调:“孔颖达等素无学术,因人成事,《五经正义》稍有伦理者,皆南北诸儒之旧,观其固陋之习最信。……名曰表章经学,实乃剥丧斯文,可胜恨哉!”[57]自《五经正义》颁布后,《左传》杜注孔疏近千年来一直处于受尊崇不可动摇的地位,对权威挑战,这也无疑是清人逆反而攻之的又一个原因,如皮锡瑞就曾不满地说:“服杜之争二百余年,至唐始专尊杜。杜作《集解》,别异先儒,自成一家之学;唐作《正义》,扫弃异说,又专用杜氏一家之学,自是之后,治《春秋》者,既非孔子之学,亦非左氏之学,又非贾、服诸儒之学,止是杜预一家。”[58]
  从清人攻击杜预的总体上看,激烈派的这种攻击,无疑是不公正的,它反映了清人为了维护汉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而对异说进行横蛮攻击的一种极端排斥心理,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霸道色彩。激烈派斥责杜注的疏陋,并企图借此否定一切,来抬高贾、服注;既而发现杜注和贾、服注大部分相同,又转而指责杜注攘窃他说。严蔚甚至说:“蔚采辑存,乃知《集解》一书,其文证详悉、义理精审者,皆属汉人旧说;或辞多舛讹、理昧精研者,具出一己新意”,[59]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所说:“贾、服与元凯互有得失,……近儒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
  魏晋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可见服注在当时之盛行,而后来却被杜注取代,以至于逐渐亡佚。服注被取代和后来亡佚,并不是偶然的。杜注《左传》,晚于服虔,杜注广取他说,服注自在被采之列,而且如前所述,服注是被杜注大份量地采用,我们不敢说服注的精华都已被杜注采用,但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存服注和杜注实际上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杜注已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服注的内容,清人认为杜注是“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60]这完全是忽视了杜注的学术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杜注简明、通达的风格,也使其能在崇尚清通、简要的一个长时期内被更多人愿意接纳,用今天的话说,杜注在当时是合乎潮流的,服注的亡佚,有孔疏独尊杜注舍弃服注的部分原因外,也和当时人对汉儒冗繁、琐碎的旧注感到厌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杜注自身的学术质量很高,这一点,清人在口头上虽加以否定,实际上却是予以默认的,例如杜注在地理上的精详,就常被清人承认:

  宣公元年:“楚■贾救郑,遇于北林”
    服云:“北林,郑南地也。”
    杜注:“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

服注认为北林在郑南,杜注却认为北林在郑北。郦道元在《水经注》“渠水”中说:“《春秋》宣公元年,……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6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采用杜注的这种说法,而不用服虔说,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于地名亦首列杜注。又如,《春秋》《左传》在汉代是分别单独流传,分经附年把经传合二为一,是杜预的一大改创,清人极力提倡恢复汉儒旧注,但于《春秋左传》无论在辑佚旧注还是另作新注时,大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经传合一这一作法(例外的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所以,《左传》杜注在清代虽遭到学者们严厉的攻击,却并不能最终被推倒,清代学者也不是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在研究《左传》时,杜注仍然是他们广泛征引和发扬的对象,可以说,他们仍然是杜注的继承者。



[1]  见《焦氏丛书》,清嘉庆间江都焦氏雕菰楼刻本。
[2]  转引自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颐志斋稿本,“适园丛书”,1914年刻。
[3]  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附录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第1页。
[4]  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附嘉庆十八年吕培跋引洪亮吉语,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5页。
[5]  如王鸣盛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序中说:“此书(作者按:指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出,彼杜注之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者,尚能以惑人哉?”光绪十五年,味义根斋刊本。
[6]  《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74年版,第2709页。
[7]  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8页。
[8]  《北史·儒林传》序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同[6],第2708页。
[9]  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9页。
[10]《梁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第677页。
[11]《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765页。
[12]《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1616页。
[13]同[6],第2725-2726页。
[14]同[6],第2709页。
[15]见《周书·儒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版,第818页。
[16]在唐与清之间,只有一些宋元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批评杜注解经屈从传文,阿谀传文而悖背经文。朱熹曰:“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自成一书。”黄泽曰:“杜元凯说《春秋》,虽屈从左氏多有违悖经旨,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少加辨明,庶不悖违经旨。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谀,深可罪。杜之释传,阿媚取容,有不可晓,动曰经误。预,圣门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以上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论所引)其实杜预在自序中早已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逸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法,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
[17]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18]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第八册,昭和十一年。
[19]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同治五年刻本。
[20]见《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554页。
[21]见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巾车》,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86页。
[22]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23]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4]见郝懿行《尔雅·释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影印,第520页。
[25]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2页。
[26]转引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243。
[27]分别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92页;《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8页。
[28]以上所引均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9]同[28],见庄公十一年孔疏所引。
[30]同[28],见襄公二十三年孔疏所引。
[31]同[28]。
[32]《世说新语·文学》∶“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周祖谟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33]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六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34]见《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025页。
[35]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3页。
[3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引张杓说,认为“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如《公羊传》、《谷梁传》;载记之传,主于纪事。而《左传》,“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将《左传》视为纪事的史书的人,在汉代也许并不多,但魏晋时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的发展,虽不一定如皮氏所言“莫不以为纪事之书”,但持此观点的人肯定不少。同[35],第41-42页。
[37]对“集解”一词,王鸣盛认为:“晋杜预者,乃别为《集解》一书,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王鸣盛序)孔疏则认为:“杜注《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很显然,孔疏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38]同[11]。
[39]同[32],第216页。
[40]同[34],第1032页。
[41]其实,南北学所主也有相同者,如《诗》则并主毛公传,三《礼》则同尊郑玄注。
[42]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页。
[43]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44]同[5]。
[45]同[42]。
[46]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同[42],第164页。
[47]同[4]。
[48]同[19]。
[49]对于现存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清人也是承认的,如丁晏《左传杜解集正》自序:“今服注之仅存者,与杜注颇有相同。”
[50]同[2]。
[51]同[5]。
[52]同[28]。
[53]同[28]。
[54]同[2]。
[55]同[2]。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所引。
[56]同[2]。
[57]同[2]。
[58]同[35]。
[59]同[5]。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60]同[35]。
[61]见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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