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人攻击杜预的总体上看，激烈派的这种攻击，无疑是不公正的，它反映了清人为了维护汉学在学术上的垄断地位，而对异说进行横蛮攻击的一种极端排斥心理，带有强烈的党同伐异的霸道色彩。激烈派斥责杜注的疏陋，并企图借此否定一切，来抬高贾、服注；既而发现杜注和贾、服注大部分相同，又转而指责杜注攘窃他说。严蔚甚至说：“蔚采辑存，乃知《集解》一书，其文证详悉、义理精审者，皆属汉人旧说；或辞多舛讹、理昧精研者，具出一己新意”，[59]这是很不公平的，正如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卷三所说:“贾、服与元凯互有得失，……近儒多申贾、服而抑杜，此一时风气使然，非持平之论。”
魏晋时有“宁道孔孟误，讳言郑服非”之语，可见服注在当时之盛行，而后来却被杜注取代，以至于逐渐亡佚。服注被取代和后来亡佚，并不是偶然的。杜注《左传》，晚于服虔，杜注广取他说，服注自在被采之列，而且如前所述，服注是被杜注大份量地采用，我们不敢说服注的精华都已被杜注采用，但从前面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现存服注和杜注实际上差异并不大，也就是说，杜注已在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服注的内容，清人认为杜注是“专以己意解传，并以己意解经”，[60]这完全是忽视了杜注的学术继承关系。另外，一方面杜注简明、通达的风格，也使其能在崇尚清通、简要的一个长时期内被更多人愿意接纳，用今天的话说，杜注在当时是合乎潮流的，服注的亡佚，有孔疏独尊杜注舍弃服注的部分原因外，也和当时人对汉儒冗繁、琐碎的旧注感到厌倦有关；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还是杜注自身的学术质量很高，这一点，清人在口头上虽加以否定，实际上却是予以默认的，例如杜注在地理上的精详，就常被清人承认：
宣公元年：“楚■贾救郑，遇于北林”
服云：“北林，郑南地也。”
杜注：“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也。”
服注认为北林在郑南，杜注却认为北林在郑北。郦道元在《水经注》“渠水”中说：“《春秋》宣公元年，……楚救郑，遇于北林。服虔曰：北林，郑南地也。京相■曰：今荥阳苑陵县有故林乡，在新郑北，故曰北林也。余按林乡故城在新郑东如北七十许里；苑陵故城在东南五十许里，不得在新郑北也。考京、服之说，并为疏矣。杜预云：荥阳中牟县西南有林亭，在郑北，今是亭南去新郑故城四十许里，盖以南有林乡亭，故杜预据是为北林，最为密矣。”[61]江永《春秋地理考实》、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沈钦韩《左传地名补注》、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都采用杜注的这种说法，而不用服虔说，高士奇作《春秋地名考略》，于地名亦首列杜注。又如，《春秋》《左传》在汉代是分别单独流传，分经附年把经传合二为一，是杜预的一大改创，清人极力提倡恢复汉儒旧注，但于《春秋左传》无论在辑佚旧注还是另作新注时，大部分学者仍然继承了经传合一这一作法（例外的有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所以，《左传》杜注在清代虽遭到学者们严厉的攻击，却并不能最终被推倒，清代学者也不是真的完全抛弃了杜注，在研究《左传》时，杜注仍然是他们广泛征引和发扬的对象，可以说，他们仍然是杜注的继承者。
[1] 见《焦氏丛书》，清嘉庆间江都焦氏雕菰楼刻本。
[2] 转引自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颐志斋稿本，“适园丛书”，1914年刻。
[3] 见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附录一，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第1页。
[4] 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附嘉庆十八年吕培跋引洪亮吉语，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05页。
[5] 如王鸣盛在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序中说：“此书（作者按：指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出，彼杜注之苟驳，前师向壁虚造者，尚能以惑人哉？”光绪十五年，味义根斋刊本。
[6] 《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1974年版，第2709页。
[7] 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8页。
[8] 《北史·儒林传》序云：“晋世，杜预注《左氏》。预玄孙坦，坦弟骥，于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同[6]，第2708页。
[9] 见《北史·儒林传》，同[6]，第2709页。
[10]《梁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3年版，第677页。
[11]《南史》，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版，第1765页。
[12]《魏书》，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第1616页。
[13]同[6]，第2725-2726页。
[14]同[6]，第2709页。
[15]见《周书·儒林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1年版，第818页。
[16]在唐与清之间，只有一些宋元学者从经学的角度，批评杜注解经屈从传文，阿谀传文而悖背经文。朱熹曰：“杜预《左传解》不看经文，自成一书。”黄泽曰：“杜元凯说《春秋》，虽屈从左氏多有违悖经旨，左氏有错误处必须少加辨明，庶不悖违经旨。而杜氏乃一切曲从，此其蔽也。”元代陈则通《春秋提纲》曰：“左氏之夸，固可惜；杜氏之谀，深可罪。杜之释传，阿媚取容，有不可晓，动曰经误。预，圣门之罪人，左氏之面友也。”（以上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论所引）其实杜预在自序中早已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逸文可见者十数家，大体转相祖述，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退不守丘明之法，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谷梁》，适足自乱。预今所以为异，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
[17]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年版。
[18]重泽俊郎《左传贾、服注捃逸》，京都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报告第八册，昭和十一年。
[19]李贻德《春秋左氏传贾服注辑述》，同治五年刻本。
[20]见《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版，第1554页。
[21]见孙诒让《周礼正义·春官·巾车》，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186页。
[22]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车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720页。
[23]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中华书局，1980年版。
[24]见郝懿行《尔雅·释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1983年影印，第520页。
[25]洪亮吉《春秋左传诂》，李解民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62页。
[26]转引自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中华书局，1994年版，页243。
[27]分别见刘宝楠《论语正义》，“诸子集成”本，上海书店影印，1986年版，第92页；《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8页。
[28]以上所引均见阮元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9]同[28]，见庄公十一年孔疏所引。
[30]同[28]，见襄公二十三年孔疏所引。
[31]同[28]。
[32]《世说新语·文学》∶“郑玄欲注《春秋传》，尚未成时，行与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识，服在外车上与人说己注《传》意。玄听之良久，多与己同。玄就车与语曰∶‘吾久欲注，尚未了。听君向言，多与吾同。今当尽以所注与君。’遂为服氏《注》。”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修订本)，“中国古典文学丛书”，周祖谟等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2页。
[33]见沈玉成、刘宁《春秋左传学史稿》第六章，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39页。
[34]见《晋书·杜预传》，中华书局校点本，1974年版，第1025页。
[35]见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43页。
[36]皮锡瑞《经学通论》中引张杓说，认为“传”有二义，有训诂之传，有载记之传。训诂之传，主于释经，如《公羊传》、《谷梁传》；载记之传，主于纪事。而《左传》，“汉晋诸儒言左氏者，莫不以为纪事之书，所谓载记之传是也”。将《左传》视为纪事的史书的人，在汉代也许并不多，但魏晋时由于思想的解放和史学的发展，虽不一定如皮氏所言“莫不以为纪事之书”，但持此观点的人肯定不少。同[35]，第41-42页。
[37]对“集解”一词，王鸣盛认为：“晋杜预者，乃别为《集解》一书，夫名曰《集解》，则是集合诸家之解矣。”（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王鸣盛序）孔疏则认为：“杜注《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很显然，孔疏的观点是不可靠的。
[38]同[11]。
[39]同[32]，第216页。
[40]同[34]，第1032页。
[41]其实，南北学所主也有相同者，如《诗》则并主毛公传，三《礼》则同尊郑玄注。
[42]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分立时代》，周予同注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70页。
[43]见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44]同[5]。
[45]同[42]。
[46]见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中衰时代》，同[42]，第164页。
[47]同[4]。
[48]同[19]。
[49]对于现存贾、服注和杜注大部分相同，清人也是承认的，如丁晏《左传杜解集正》自序：“今服注之仅存者，与杜注颇有相同。”
[50]同[2]。
[51]同[5]。
[52]同[28]。
[53]同[28]。
[54]同[2]。
[55]同[2]。见丁晏《左传杜解集正》总序所引。
[56]同[2]。
[57]同[2]。
[58]同[35]。
[59]同[5]。严蔚《春秋内传古注辑存》“例言”。
[60]同[35]。
[61]见郦道元《水经注》，陈桥驿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