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的现代化自有其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虽然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费正清的历史主义现代化观清楚地表明：他既不同意割裂历史传统的现代化，但也不赞成固守历史传统的反现代化，而是主张一种从历史传统受益的新现代化。这给我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历史传统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历史学家，世界著名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1959——1972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在他逝世前，一直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1]主要著作有《东亚：传统与变迁》（与E.O. Reischauer；Albert M. Craig合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与E.O. Reischauer合作）、《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观察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与制度》、《新旧中国》等，主编《剑桥中国史》。

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体验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对现代化过程有着深邃的历史洞见。[2]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经验，他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才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够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3]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作如是观。“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4]历史的悠远沉重、人口的“内向爆炸”和文化经济的先进，造就了一个“高度平衡的发展圈套”，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够先破后立。”[5]中国至今仍然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西方早在19世纪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6]但也必须承认中国在科学和民族主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不可否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7]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中国曾经学习过英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现代化经验，但发现它们并不很适合中国，甚至使中国走了更多的弯路，反而拖滞了中国的发展。“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8]因此，费正清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

一、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地理东亚、种族东亚与文化东亚

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费正清认为，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

费正清指出了“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9]

虽然费正清使用的“东亚”概念主要是“文化东亚”，但与“地理东亚”与“种族东亚”不无关联，“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其实也可以视为“东亚”概念的三个层次，它们是不能割裂的。而且费正清的“东亚”概念是从历史视角总结出来的，因而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然“动态东亚”的概念是有地理限度的。

二、为什么欧洲能够内发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10]费正清不同意所谓的“中国停滞”论[11]，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合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12]费正清从人口、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作了评估，指出：“广袤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13]但令费正清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因而，费正清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14]

根据费正清的判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15]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16]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差异。“它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17]

费正清除了在总体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外，还具体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当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的形成原因或具体表现。

第一，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未受到官方的鼓励。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带有田园风味和怀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