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就军事力量对比而言，“在台湾海峡，中国的军力不足以与美国的第七舰队抗衡，因此，中国不能用武力实现对台湾的要求，而只能用强硬的措辞表达其强烈愿望，有时还不得不承认或谴责一些不合人意的状况。”[64]
鉴于以上五点，费正清强调：“如果有何解决办法的话，答案便在‘自治’一词中”。在中国词语中，自治一词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指中央力量对自治地区的各种不同程度的控制。费正清推测，只要台湾不再构成一种战略威胁，只要台湾自治不损害中国主权，在某种情况下，是会被接受和容忍的。但是费正清也警告说，虽然中国从来都不是积极主动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如果台湾对中国而言仍然是一种军事威胁，中国仍会以猛烈的、短促的边境战争方式来解决，只要中国自觉强大到足以这样做。[65]
十、为什么没有任何国家能为中国提供发展的模式？
现代工业革命无论在工业还是农业，都由于新技术、新知识、公共卫生、资金投入以及新型组织的出现而提高了生产能力，这在今日中国也是实用的。[66]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先后借鉴了英国、日本、美国和苏联的经验，但中国最终却放弃了照搬他们模式的企图。
理由是简单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社会集团不会轻易瓦解，而且在农村，农民有高度的道德约束力，这显示出一个民族能广泛吸收现代技术而又不致造成当地的社会混乱。[67]“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68]
中国所以缺乏西方个性化的政治表现形式，既有传统的原因，又有当今环境的影响。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是依据道德规定而不是《人权宣言》，因为人们更注重一般的道德常识，公众舆论和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而不看重通过诉诸法律来解决问题。[69]无论是中国的“实用主义者”，还是“温和主义者”，他们尽管认同现代化，尤其是工业化，但事实上，他们并不认同自由企业制度和个人主义文化。[70]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管理的必须工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国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儒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了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71]
虽然“那些认为自身有较充分个人自由的西方各类学者，将继续在浩瀚的中国典籍的海洋里，寻找将来可能在中国出现的个性主义的迹象。”[72]但“鉴于中国的人口、资源和传统，中国人不得不创建一种全新的反个性主义[73]的社会。他们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了经验，但是没有任何国家能为其提供发展的模式。”[74]
十一、海洋中国：中国现代化的契机和样板
费正清认为中国概念应该从两个层次来理解，这就是“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从现代化的角度审视，费正清认为“大陆中国”需要转化，而“海洋中国”充满活力，他对“海洋中国”寄于期望。费正清的“大陆中国”与“海洋中国”概念既是地理和经济意义上的，也是文化传统意义上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是象征意义上的。
关于“大陆中国”的概念，费正清基本上认同为“农业中国”或“农民中国”。他认为：大陆中国很古老，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有着悠久的内倾传统，在现代化的征途上屡遭挫折。“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75]
“海洋中国”虽然比较年轻，但也是一个同样有着悠久历史的商业和贸易的开放的中国。费正清认为，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经近2000年了。在最近的1000年里，他们流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中国人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人就已经航行在从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航道上了。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循着中国人开辟的贸易航线进入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海洋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认识。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中国通商口岸开放，海洋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虽然发展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削弱了，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力量发展的一部分。[76]
费正清强调，“海洋中国”的存在是一个无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私人企业是基本成分，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据主导地位。”[77]
海洋中国未得到充分发展，费正清分析了两点原因：其一，海外殖民地对统治中国大陆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民族的威胁；其二，中国一直信奉孔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该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78]
今天，“海洋中国”已经成熟，费正清认为它现在包括了香港、台湾、新加坡共和国和在东南亚其他地区的华裔，他们将其忠诚奉献给了新独立的国家。“在所有这些地方，中国商人和企业家的经济成功之路，与日本、韩国和那些具有孔子伦理背景的东亚国家相似。”海洋中国现代化的成功“预示着沿海地区将联合起来加入到国际贸易社会中来”。“这是一次比大陆中国的一切经济活动更具有说服力的经济革命”[79]。
结语：中国现代化展望：现代创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
“1800以来的中国，不仅在物质技术的现代化水平方面，而且在底层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价值方面，都有无可比拟的成长和变化。”[80]但是，“中国要现代化不得不比多数国家走得更远些，改变得更多些，就是因为它停滞不前为时太长了。结果是有一种强大的惰性扼制力，使中国革命性变革有痉挛性[81]，有时内部抑制住了，有时还带有破坏性。”[82]因此，“在中国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