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创新必须和历史传统相统一——探析费正清的东亚与中国发展观(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11
在中国,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废弃了,政府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经营工商业不可靠),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士绅与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够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31]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32]

 

四、中国现代化的限制:与美国的比较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费正清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向美国趋同,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33]他从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对中美现代化的起点做了比较,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了美国完全不存在的条件的深刻制约,而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以这些制约条件为基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比美国艰难得多。

第一,从自然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倾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美国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在过去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美国是一大差距。

第二,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同一个地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因而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美国则完全不然。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由转移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一个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美国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美国发明了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赶上去。

第三,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陆文化与农业文明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着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现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作用。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而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欧洲有着浓郁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移民文化。如腓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迦太基的敌对者,都是深受海洋影响的商业文化。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向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成了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为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飘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来填充它。中国内向爆炸的方式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以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在人口较少的欧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中国的人口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如集权和关系结体的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儒家与诸子百家其实都认为: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政治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的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从7——12世纪,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分外强烈。[34]美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35],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36]另外,“美国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37]总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38]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要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费正清指出,“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中国人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他深信,“由于中国人陷入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39]



五、为什么日本能够迅速适应并追赶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罗斯。这究竟是为什么?

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方面找到原因”[40]。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费正清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并未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费正清从三方面做了说明。

第一,起初,西方对中国和日本都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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