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实际上，中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所承认。”费正清推断：“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是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49]
但不管怎样，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50]。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日本有解不开的关联。费正清强调：“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51]；而且“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52]。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临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啬于教授。”[53]这与日本的“报恩”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关键还在于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例如，日本“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1898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就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现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日本在1895年到1905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得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势力、走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其中一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54]
九、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启示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
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占主导地位，到了1988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台湾人口也从1950年时的大约800万上升到1988年的约2000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945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年的81亿美元，1986年更达到726亿美元。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95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倍。80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不在地主，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度也一起消灭。台湾当局同样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占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的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攸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整个50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痍。最初当局的政策是稳定局面，不久，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年被政府没受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对台湾来说）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年代晚期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工业。60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大量涌入。外国企业可利用当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
费正清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包括日本在地方秩序、公共卫生、铁路交通、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提高生产、建立农民协会等方面的成绩[55]；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教高的大陆移民的涌入；国民党扶助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土地改革和国民党的自我改造；美国对它的援助（包括投资和技术援助）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例如50——60年代的冷战。[56]
台湾内外的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台湾的政治前途成为高悬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费正清认为，解决台湾问题的惟一出路在于：中国（大陆）拥有主权，而台湾地区实现自治，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费正清分析了必须这样做的五点理由：
第一，从法律程序来说，“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拥有台湾的主权。美国支持台湾独立，在中国看来，是继承了帝国主义传统。我们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台湾自1895——1945在日本的控制之下，1950年以后，又处在美国海军的保护之下。因此，消除旧的帝国主义残余，一直是中国的一项原则。台湾也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第二，从民族感情来说，除了台独运动分子外，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支持台湾独立的想法，中国的爱国者根本不想分裂中国的国土。来自大洋彼岸与中国有着截然不同政治思想的美国人，即使在帮助制造一个并不统一的局面时，也不得不接受中国传统的关于中国统一的思想。[57]
第三，从事实关系来看，“很清楚，台湾作为一个海岛，多年来在政治上一直独立于大陆之外，这种状况也许还要持续很长一端时间。”这是因为：“除北京以外，还有许多方面对台湾感兴趣，其中包括台湾本土的中国人，他们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从大陆来的中国人。美国公众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也许都会同情台湾中国人要求自治的要求。”[58]作为海洋中国的一部分，“台湾因其高度资本化和出口型的工业，已经变得不大容易为新的大陆社会所同化，实际上是消化不了。”何况，美国也“无力使台湾回到大陆的控制之下”，因为“台湾是一个能够独立生存的政体，它装备精良，经济发达，并且积极而坚定地抵抗北京政府的征服。要扼杀这样一个政体将是徒劳的。”[59]
第四，从战略利益争夺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