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与1800年前后的欧洲相比较，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能够自给自足。

第三，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第四，19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中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阙如。

第五，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明的显著差距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者他们的敌手”；“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做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8]但在人口内向爆炸的农业中国，“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即“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过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19]

第六，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第七，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经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中国官场充满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失灵。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使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像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八，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世纪中期清朝官场沆瀣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帑民财。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保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痼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入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旧中国各阶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制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缙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20]

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变化最慢的层次是文化，中间是制度，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21]。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中国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22]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迟钝、举步维艰”的原因：“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 [23]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24]

三、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从商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其加速。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抑或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嬗变，独立的创业力量——资产阶级或企业家是其关键性的内变动力。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呢？”[25]费正清分析了以下六点原因。

第一，中国商人的心理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反“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设定？费正清认为是：“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造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26]费正清的解释是有历史根据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不向欧洲一样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呢？当然，费正清有他的文化解释。

第二，在中国，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掮客以及各式各样的没，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投资。中国的行会组织是特别软弱无力的。“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产生）独立的商业资本家来得容易。”[27]

第三，在中国，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而不是生产上，更不是工业生产上。因为那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息，也更加安全可靠。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够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美国那样大”。[28]

第四，在中国，农村信贷实行不起来，因为农民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徭役。[29]

第五，中国旧的货币制度本身极其复杂，因为那是银钱兼用的复本位制度。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历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不铸造劣质铜币的。“这种效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够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30]

第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