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第三，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后则依然故我。概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的稳定和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9世纪60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41]
总之，费正清认为，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美国）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42]
六、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
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多方面的因素。费正清主要从政府的无能、制度的缺陷、官员的保守和自私、变革思想（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国主义或富国主义）思想的缺乏等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清政府手中，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和政策制定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经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和调控可言。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第二，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年曾国藩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国藩虽然提倡洋务，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窍不通。19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够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时这些人却因为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与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然显得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第三，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43]
七、中国现代化的优势和劣势：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变革力量十分薄弱，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造成的。”[44]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45]。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费正清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46]，而中国的“天下”和“大一统”观念却是一大障碍。“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47]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滞缓源于日本所没有的种种限制。
第一，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
第二，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作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
第三，战略上，中国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袤的内地。
第四，内地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第五，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主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
第六，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的历史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乞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物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统一，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士大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恪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