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点校本“校勘记”称：“代北道行军大总管，‘北’原作‘朔’，据《旧唐书·突厥传》上（五一六八页）、《太平寰宇记》卷一九六、《通鉴》卷二○五（六四九三页）改。按：《新唐书·突厥传》上（六○四五页）‘代北’作‘朔方’。”今按，据上引《旧唐书·薛怀义传》及《通鉴》，薛怀义初为代北道总管，后改称朔方道总管，“代北”、“朔方”，二说皆通。疑《通典》原文之“代朔道行军大总管”，为删削旧史未当而致。此存疑。 卷一九八《北狄》五“突厥”中（5435）
默啜俄遣使来朝，武太后大悦，册授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赐物五千段。明年，复遣使请和，又加授迁善可汗。万岁通天元年，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反叛，攻陷营府……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同，惟“武太后”作“则天”。《通鉴》卷二○六神功元年附《考异》引《实录》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丁卯，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阎知微册为迁善可汗。”《册府》卷九六四亦载：“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则天以突厥默啜不同契丹之逆，遣左豹韬卫大将阎知微册授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公、迁善可汗。”武则天因默啜不从契丹反叛而加以册封，“迁善”之称正是此义。李尽忠、孙万荣举兵事在万岁通天元年五月，《通典》置册封默啜于契丹反之前，必误。
稍加比较可知，《册府》的记载应即源于《实录》，惟与《考异》所引详略不一。《册府》之“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公、迁善可汗”，保留了册授的官称和汗号；而《考异》所引《实录》则只保留了“迁善可汗”的汗号，略去了唐朝所授官职。《通典》称“册授左卫大将军，封归国公，赐物五千段。明年，复遣使请和，又加授迁善可汗”，唐朝不可能两次派人册授默啜同一官职，显然应从《实录》及《册府》，默啜在万岁通天元年九月同时接受了唐朝官职和汗号，《通典》误将一事析而为二。又，唐朝官称中无“上柱国公”，《册府》“上柱国公”之“国”下应据《通典》补“归国”二字，默啜封号全称应为“骠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上柱国、归国公、迁善可汗”。《旧唐书》当与《通典》承同一史源误。
武太后令司农卿武重规为天兵中道大总管……
“司农卿“，《旧唐书》卷六《则天纪》、《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新唐书》卷四《则天纪》、《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通鉴》卷二○六圣历元年俱作“司属卿”。按，则天改易官名，以宗正为司属，当从诸书，疑“司农”为后人妄改。
卷一九八《北狄》五“突厥”中（5438）……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门及曲敌，或问之，仁愿曰：“兵法贵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当并力出战，回顾望城，犹须斩之，何用守备，生其思归之心。”其后常元楷为朔方总管，始筑壅门。
按，“曲敌”不词。《唐会要》卷七三、《册府》卷四一○作“却敌”。《太平寰宇记》卷三九亦称：“初，三城不置壅门及却敌战具。”却敌指守城设施言。《太平寰宇记》卷五一引《冀州图》称太平城“城上埤垣却敌在内郭城”，《通典》卷一五二“守拒法”载：“却敌上建堠楼，以版跳出为橹，与四外烽戍，昼夜瞻视。”即此。“曲敌”当为“却敌”之误，疑涉“曲”“却”音近而讹。《旧唐书》卷九三《张仁传》、《新唐书》卷一一一《张仁愿传》俱作“曲敌”，当承同一史源而误。
卷一九八《北狄》五“突厥”中（5438）开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率精骑围逼北庭……火拔惧不敢归，携其妻来奔，制授左卫大将军，封燕北郡王。
《旧唐书》卷一九四上《突厥传》“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连读，作一人，与《通典》断句不同。按，《旧唐书》卷八《玄宗纪》开元二年闰二月“癸亥，突厥默啜妹壻火拔颉利发石阿异失与妻来奔”[13]，《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讨默棘连时有蕃将“燕山郡王火拔石失毕”。“火拔石失毕”即“火拔颉利发石阿失毕”之简称。唐时突厥有火拔部，《新唐书》卷一一○《论弓仁传》：“开元初，突厥九姓乱，弓仁引军度漠，踰白柽林，收火拔部喻多眞种落，降之。”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载，唐朝还曾在开元年间以火拔部置火拔州。则火拔为部族名，颉利发为突厥官名，石阿失毕为本名，诸书所称繁简不一，此点断作二人，误。
又，燕北郡王，《旧唐书·突厥传》同，上引《新唐书·突厥传》及《旧唐书·玄宗纪》“北”作“山”，姑存疑。
西突厥大逻便。初，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因分为二……自处罗朝隋后，射匮遂有其地……初，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留，其国人遂立萨那之叔父射匮为可汗，始开土宇，东至金山，西临西海，自玉门以西诸国皆役属之。
《通典》“西突厥”开头部分是由《隋书》卷八四《西突厥传》删削而成。只是在两处稍有改动。第一，开头部分有关西突厥的地域范围未用《隋书》原文，第二，在结尾部分增加了曷萨那可汗及阙达设、特勤大奈等降隋突厥首领在入唐以后的际遇。按，《隋书》中并没有为通常所说的“西突厥”即突厥室点密可汗及其子孙作传，《隋书·西突厥传》的“西突厥”是专指在东突厥内战中分裂的阿波可汗（即大逻便）系统的突厥可汗，而《通典》将阿波系突厥与传统意义上的室点密系西突厥混作一谈，对后世研究西突厥历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使西突厥历史线索长期无法理清。据史载，曷萨那是被西突厥室点密系射匮可汗打败，走头无路投降隋朝的，《通典》此称“曷萨那之朝隋也，为炀帝所留，其国人遂立萨那之叔父射匮为可汗”，生硬地将两个不同系统的突厥政权的历史嫁接成了前后继承关系。不仅与事实不合，且与上文所称“自处罗（即曷萨那可汗）朝隋后，射匮遂有其地”，亦相抵牾[14]。
又，《通典》在《隋书·西突厥传》基础上做的两处改动，与《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完全一致，应是承同一史源而误。
又，“木杆与沙钵略可汗有隙”，《隋书》作“西突厥者，木杆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通典》“木杆”当为“大逻便”之误。
统叶护寻遣使来请婚，高祖谓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封德彝对曰：“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许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国，统叶护大悦。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新唐书》卷二一五下《突厥传》同。《通鉴》卷一九一武德八年四月略同，惟“封德彝”作“裴矩”。《考异》称：“新、旧《传》皆云封德彝之谋，今从《实录》。”则《实录》原作“裴矩”。《册府》卷九七八载：“八年四月，宴西蕃突厥使。时中国以突厥为患，故遣使与西突厥连和，以备北夷。于是叶护请婚，帝谓侍中裴矩曰：‘西突厥一与我悬远[15]，有急不得相助，今来请婚，其意如何？’对曰：‘西蕃悬远，诚如圣旨。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