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检视现今全球化趋势，发现在贸易、投资各方面，全球整合的程度在战后确有增长，但增长速度却有相当差异，以近年来金融资本跨国流动量的快速增加最为显著。同时国界仍非常显著，真正整合性的全球市场尚未出现。同时，这全球化趋势也不是一个新的现象，第一次大战前的整合趋势，被战争及保护主义所打断。
不过这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制度与规则，仍是由民族国家间经由谈判与角力来决定，国家在国界内的各种政策也具关键性作用，有很多因素会影响甚或打断这所谓全球化的趋势。贸易依存度与经济成长之间的关系，则各国的情况相当分歧。后进国在战后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不好，只有东亚是唯一缩短了与先进国距离的地方，而同时东亚却是贸易依存度特别高的地区。

　　战后初期欧美在国际市场秩序稳定之后，开始经由谈判互相开放市场的过程，并为此建立GATT。不过此时他们的市场对后进国比较开放，并且也不多要求后进国开放市场，因此给予东亚等国采取出口导向发展策略的空间。
到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中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兴起，到处推行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美国政府在国内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在国外以贸易制裁为威胁，要求贸易对手国进行自由化，开放产品及金融市场。美国同时协同世银与货币基金，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化等所谓华盛顿共识政策，并在第八回合贸易谈判中，推动更进一步的自由化，并于1995年成立的世贸组织。后进国虽并不信服贸易规则的公平性，不过世贸组织大势已定，后进国也陆续加入，希望能用世贸规范来抵抗美国的需索，而后进国的贸易依存度在近年也在持续增长。

　　美国政府在政治上对自由化执着的程度，将会对未来世界全球化趋势是否持续，有决定性的影响。

　　相对于推崇自由市场的新自由派，修正学派学者则认为无论从理论上或从历史经验来看，纯粹的自由市场无法带来经济发展。他们基本上认为市场永远是不完美的，市场的运行需要有众多非市场制度来辅助支持，除了硬件的基本建设之外，必要的非市场机制包括财产权之规范、法律体系、社会福利、教育制度等等，这些制度的建立，都在在需要国家来扮演统筹推动与协调的角色。

　　同时，后进国要追赶先进国，必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用产业政策等工具，来策划产业发展策略，以补贴与奖惩并用的方式培植幼稚工业，扶植本地企业、尽快学习先进技术，如此才有可能在竞争日益激烈、先进后进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不单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并且在国际分工的阶梯上逐步晋级，转换并提升本国的比较利益，如此才可能使经济持续发展、生产力得以进步。

　　现今先进国领先差距日益扩大，并且先进技术皆掌握在跨国大企业手中，在如此情况下，后进国若不参与国际市场，则很难能够很快的学习到先进技术、累积学习效果并培养生产能力。就学习先进技术、实现生产的经济规模等因素而言，后进国参与国际分工是合乎理性的作法。

　　问题只是在于后进国如何在参与国际分工的过程中，能够发展自己的生产力、并且持续的提升自身的比较利益。而要能够做到此目标，就一方面需要上述的发展取向国家的主导角色，另一方面也需要国际市场上的空间。在竞争日渐激烈的环境下，后进国要达到此目标的条件会越来越高，不过仍并非不可能。参与国际市场的程度与方式，会依国情而异，但是拒绝参与国际市场，在理论上缺乏根据，在实际情况上也难以实现。
东亚战后成长的方式，正是如此模式。东亚发展取向国家在高度的危机感促使下，积极主导产业发展策略，一方面藉由参与国际市场来发展生产力学习技术，另一方面则以产业政策推动产业升级与深化。二次战后其它后进国家经济发展的相对不成功，使得东亚经济成长的经验显得例外，不过这成功的经验，无论如何显示了这种方式成长的可能性，也支持了上述的修正学派的理论。

　　战后国际资本主义体系中，先进国与后进国经济成长的纪录显示，这个体系对于绝大多数的后进国而言，是个很严苛的考验。很多国家失败或近乎失败了，而先进国的实质援助与新自由派的理论处方，多无济于事，甚至有害。但在目前的国际情况下，后进国也只能自救，此即是本文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