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善”的境地永远不可能在现在或未来的某一时刻全然实现于人类的经验，但它——人的有限心灵在“善”的无底止的祈向上对某种极致情境的构拟——以虚灵不昧的价值之光时时烛照着生活于经验现实中的人类。“善”的价值之光原是发自人的心灵的，却又在聚焦于“至善”后返照人的心灵。康德哲学的千言万语似乎都只在于道破这一点，然而，道破了这一点也就道破了价值形而上学的全部秘密。
四、胡塞尔：“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与“面向事情本身”
二十世纪哲学上的最大事件之一是现象学的出现。这是哲学在西方文化危机日见深重的现代对“轴心时4代”的又一次回味，胡塞尔所谓“回到事情本身”，其深趣恰在于苏格拉底所谓“求援于心灵世界，并到那里去寻找存在的真理”。
无论人们如何觉得难以置信，时势还是把一个愈来愈清晰的事实带到了我们面前，这即是，人类的文化危机正如影随形于科学技术雄心勃勃的进取。早在十八世纪中叶，卢梭就已告诫人们：“随着我们的科学和艺术进于完善，我们的灵魂败坏了。”（22）但这孤独的呼声很快就被时潮淹没了，它只在康德这样的人那里唤起了某种拙真而切实的回应。康德的“善的意志”是从人的灵魂深处找到的灵魂赖以自救的最后希望，价值形而上学——严格说来还只是道德形而上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正隐隐吐露着些许时代的悲情。然而，当着由康德发轫的德国古典哲学竟其委于黑格尔时，密纳发的猫头鹰向人们报导的已经是乐观得多的“现实”而“合理”、“合理”而“现实”的消息。黑格尔的包举万有的体系，意味着一个被逻辑地设定的“合理”世界在观念王国的思辨地整合，它为一再被理性缘饰过的文化危机又作了一次缘饰，而且是最具辩证智慧的缘饰。不过，危机毕竟不会因着绝对精神有条不紊的自我展开而消解，它默默地逼向另一些最敏感的思想者的心灵。“如果在忧郁的心情中深入地想一想我们这个时代的痛苦，就感到我们愈来愈接近世界末日了。罪恶一代接着一代地逐渐积累起来了!我们为我们的祖先的罪孽受惩罚还不够，还要加上我们自己的罪孽去贻祸后代。”——这是晚年的歌德在喟叹。接着，叔本华以他发现的宰制世界的“意志”把近代文明演示给人们的“进步”宣布为一场理性的骗局。理智被认为是受非理性的意志驱遣的工具，由科学发明和现代工艺带给人类文明的“乐观”诱惑被悲郁的思想家无情地宣布为对痛苦人生的刻毒嘲讽。叔本华之后，尼采接过了“意志”的话题。由取代求生意志的“权力意志”引出的是对有着非凡的权力意志的“超人”的期待。凭着对“超人”的信念，这个断言“上帝死了”的人要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人生与文化价值的重新估定已成为新时代的哲学非可推诿的职分，现象学遂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
近代以来的自然科学是以它对一个本来如此的“原”世界的“客观”把握为前提性信念的，但如此对“客观”的执著，在胡塞尔看来，本身已背离了“事情本身”。事实是，近代自然科学方法源于伽利略，而伽利略的方法则在于对世界的数学化或数学地把世界抽象化。他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的实践中物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23）把世界纳入数学的视野，抽象掉原本处在人的实践中的诸多事物的文化特征，以如此抽象所得的“物体”为“客观”，这作法显然远离了“事情本身”。不过，在“正当范围内”，胡塞尔并不否认“物理学不管被牛顿，或爱因斯坦，或普朗克，或将来的任何其他人所代表，它过去一直是，今后将依然是精确的科学”（24）。然而，“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的世界，已决然不再是对于人说来的真实的世界。人是在他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中看世界的，而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却永远不可能摆脱“人的实践”，不可能摆脱人生态度或人生意义问题的纠缠。胡塞尔没有因为实证科学对“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25）这一问题的无视而轻弃“科学”，依他的解释，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应是“使得从伦理—宗教的观点来看是受纯粹理性的规范规整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科学”（26）。如果说以实证科学为典型的“客观主义”思维方式的失误终究在于那种一味以抽象为能事的主体意识，那末，矫正这失于偏颇的主体意识的仍须是主体意识——健全不昧的主体意识。真正的世界总是脱不开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的世界，在这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不悖于经验却又不滞落于经验的人的主体性。现象学的基本原则是“回到事情本身”，倘挈其要领，这“回到事情本身”亦可说是首先要回到作为“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的“主体性”（27）。
这是哲学在康德之后再度向“主体性”的回归。康德称他的回归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胡塞尔则自谓他所从事的是“一切变革之中最伟大的变革”：“从科学的客观主义，近代的、甚至数千年以来的所有客观主义，向超验的主观主义的转变”（28）。胡塞尔的变革是彻底的，主体意识在他这里不存在“物自体”式的彼岸。意识对于能意识到它的意识是最明证而最内在的东西，这是他在经由笛卡尔式的中止判断后找到的他所谓“超验的主观主义”的阿基米德点。一切从这里开始，往后所做的则是“纯粹在这个自我(先验自我而非经验自我——引者)方面开拓哲学的奇迹”（29）。主体意识并不孤守于自身，意识成其为意识必当指向对象而使对象成为一被意指的对象。换句话说，意识总是有着“意向性”的意识。对象既然只是在被意指的情形下才显现于意识或“现象”于意识，它便永远不可能处在意识的赋义活动之外。“对象在认识中构造自身”（30），当胡塞尔提出这一现象学的命题时，先前一直被陷于“客观主义”或“自然主义”思维中的人们视为自在的、第一性的东西的所谓“存在”、“现实”、“世界”等，现在则一变而为主体意识的被动的相关性范畴。胡塞尔说：“(在这里，)关于存在论述的一般意义被颠倒了。这个存在首先是为我们的，其次才是自在的，后者只是‘相对于’前者才如是。……现实，单一物的现实和整个世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