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胡塞尔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的否弃,固然在理性的认知之维上显现出现象学“从科学的客观主义……向超验的主观主义的转变”更为彻底,但也因此使他抛开了康德为达致“自在之物”所诉诸的实践理性之途。其实,“善的意志”(“好的意志”)未尝不是一种明证的“先验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未尝不是明证的“先验自我”在理性的实践之维的体现。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对所谓“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的承诺终于不曾有什么结果,其缘由则不能不说是“先验自我”所可能赋有的实践维度的被轻置。如果说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理性的认知之维上的运作是欠彻底的,那末,这“革命”在理性的实践之维上所达到的彻底性,则完全可比拟于胡塞尔在认知之维上“回到事情本身”。哲学犹如艺术,可认同的精神传承就在从不重复的富于生命个性的创造中。可期望的新型态的价值形而上学——这对于我们这个价值平面化、价值意识萎缩的时代显得分外重要——当然不是康德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的简单调和,但它在又一次回味“轴心时代”确立的人生神圣感时,也正有必要从现象学和“批判哲学”的相互诠解中汲取这两种价值形而上学深蕴着的生命智慧。
注释:
(1)、(2)、(3)、(4)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7、15、17、34、35页。
(5)、(11)柏拉图:《斐多篇》,见上书第176、175页。
(6)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86页。
(7)柏拉图:《巴门尼得斯篇》,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
(8)柏拉图:《国家篇》页592B,参见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68页。
(9)柏拉图:《蒂迈欧篇》页28A-29A,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07-208页。
(10)柏拉图:《国家篇》页508E-509A,见《古希腊罗马哲学》第181页。
(12)卢梭:《爱弥尔》下卷,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454页。
(13)、(14)、(15)、(16)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255、253、256、550、页。
(17)、(18)康德:《实践理性批判》,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1、111页。
(19)、(20)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70、127页。
(21)康德:《判断力批判》下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00页。
(22)卢梭:《论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促进了风俗的淳厚》,见北京大学哲学系编《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46页。
(23)、(24)、(25)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71、4、6页。
(26)、(35)胡塞尔:《现象学与哲学的危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38、165-166页。
(27)、(28)、(29)、(33)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第82、81、94、115页。
(30)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63页。
(31)、(32)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35、160页。
(34)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0、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