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盈余管理是目前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对于这个议题，目前的众多研究至今尚没有一致的结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给盈余管理的进一步研究造成了混乱。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盈余管理概念的提出、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计量方法等几个基本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逻辑起点。
　　
　　一、引言
　　
　　盈余管理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它是目前国外会计学和经济学广泛研究的课题。盈余管理是指公司管理当局在会计制度允许的范围内，利用职业判断和规划交易等手段对盈利进行调节，以达到各种目的的机会主义行为。
　　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会计监管制度的不完备性给企业的会计盈余留下了可操纵的空间。根据“理性经济人”假设，企业管理者有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盈余管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其投资收益的好坏。因此，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进行深入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盈余管理研究可以从深层次上理解会计盈余的有用性以及会计行为的形成与作用机制，从而进一步验证会计行为的经济后果和会计盈余的信息含量，这将有助于完善监管政策和会计准则，改善公司治理，提高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国外学术界在盈余管理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对盈余管理的定义和计量方法学术界并未统一，但这在一定程度上给盈余管理的研究造成了混乱。鉴于此，本文将围绕盈余管理概念的提出、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计量方法等几个基本方面，对盈余管理的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旨在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一个逻辑起点。
　　
　　二、盈余管理的概念
　　
　　对盈余管理的概念，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但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三个比较通用和流行的定义：
　　第一，William R Scott认为，盈余管理是指，“在公认会计原则允许的范围内，通过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使经营者自身利益或企业市场价值达到最大化的行为”，他的观点认为会计政策选择具有经济后果。
　　第二，Katherine 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实际上是企业管理层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过程，以获取某些私人利益的“披露管理”。他的观点是基于信息观的，因此被称为“信息观”下的盈余管理。
　　第三，Paul M Healy和James M Wahlen从会计准则制定者的角度出发，认为盈余管理是指，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通过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经营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行为，或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后果。
　　国内许多会计学者围绕这三种观点，形成了不同的新概念。魏明海认为，盈余管理必然会同时涉及经济收益和会计数据的信号作用问题，从“信息观”的角度看待盈余管理更有意义。刘峰认为，盈余管理是在符合相关会计法律、法规、制度的大前提下，对现行制度所存在的漏洞最大限度地利用。
　　归纳而言，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以达到私人集团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
　　
　　三、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后果
　　
　　从上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国外的实证会计研究领域有大量文献对会计选择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Holthausen和Sefwich认为，企业经理人员会为了规制方面的原因或者为了履行合同方面的原因而采用对自己有利的方法报告盈余。
　　此后，盈余管理很快成为了实证会计研究的热点，迄今为止，该领域内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文献资料。概括来说，学者们一般都试图回答三个方面的问题：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及其后果。
　　（一）盈余管理的动机。西方大量文献对于盈余管理动机的考察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契约动机、资本市场动机以及迎合或规避政府监管的动机。契约动机一般集中在管理者的薪酬契约和债务契约两方面；资本市场动机主要表现在上市公司通过盈余管理影响公司股价、迎合分析师或管理者自己的预测；监管动机主要表现为回避行业监管和反托拉斯监管。
　　Perry等的研究表明，管理当局下市收购前，有强烈的动机以最低的价格从市场回购股票，试图通过操纵应计项目来调低利润金额。国内也有大量文献涉及到盈余管理动机，如陆建桥的研究表明，亏损上市公司为了避免连续三年亏损而受到证券监管部门的管制和处罚，在亏损及前后年份普遍存在调减或调增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蒋义宏和魏刚发现，上市公司存在为了达到配股资格线而进行的盈余管理，即“10%现象”。
　　综上所述，企业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的主观动机来自于各种利益驱动，或为了上市筹资，或为了避税，或为了追逐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