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 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 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 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 ，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 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 hidden variable which is doubtless the source of the differential weight of different 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 ；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的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了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它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性。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独特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 of 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