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庆临汀志》研究(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7
米价相当贵，高达每升800文省。这种子利禾及其计量单位秤、把之类，当是仅使用于福建汀州一带的专有名词，赖《临汀志》的存在，得以解读其含义。
此外，《临汀志·税赋》称：“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二税视他郡为重。”“业去产存，或业轻产重”等税负不均的现象较严重。尽管有识之士请行经界，终未果（《大典》卷7891，《辑佚》页1227）。此门载“二税”的色目及各县明细数极为详尽。所载“盐课”也十分苛重，每年解纳本路漕司盐息钱7605贯416文省，提举司吏禄钱312贯文，支拨通判厅头子赡学钱1284贯720文省（同上页1232～1233）。合计9202贯136文省，几近万缗。经济史料在《临汀志》中数量较多，史料价值极高。如“上贡”“土产”等门均有既详尽又独到的记载。
其三，题名录：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的宝藏 《临汀志》今存两份题名录，一是“郡县官题名”，二是“进士题名”。前者又分子目：郡守、通判、教授、判官、推官、录事、司理、司户、司法、训练禁军、驻札寨正将题名及各县令、丞、簿、尉题名，几乎囊括了州县官的全部。其中尤详知、通，县令以下稍为疏略。虽错讹不少，但提供州郡官员名目之多，又详注其官品、到罢具体时间，实乃为宋元方志中所仅见。“进士题名”也极具特色，仿《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进士名下注有其小传。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82年（978～1259），其体例之善，录登科人数之多，亦为宋元方志中所罕见。
这两份名录提供了宋代职官制度和科举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据其到任、离任时间可知：一般情况下，南宋汀州知州、通判，二年一任○26，当然再任、宫祠、罢免、致仕、守丧等特殊情况例外；而教授以下幕职官则三年一任。宋元方志中多载有进士题名，通常仅注寥寥数言，字号、籍贯而已。而《临汀志》的进士小传却详略得宜，有的还记载了其生卒年、宦历、交游、师从、逸事、学术、著作等，甚至还录有其诗文或交游的诗文。宋初的郑文宝、伍祐，北宋末的谢潜、郑立中、王宗哲，南宋初的汤莘叟、杨方，南宋中期的郑应龙，宋末的刘并等无不如此。足以补《宋史》等史传之阙，也不乏可据补《全宋诗》的佚诗及补正该书小传的史料。其南宋中后期的这二份名录尤具史料价值，今人修纂《全宋文》、《全宋诗》，其小传可供採辑者甚夥。
《临汀志》的史料价值远不止此，以上仅举其要者。他如《风俗形胜》所载：“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亷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俊靡崇饰相高。”而北宋元丰时守陈轩诗却云：“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27。”这与《纪胜》、《胜览》所述汀州风俗大相径庭。迹其缘由，诚如《元一统志》卷8所云：“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赵辑本页630）南宋以来，盐课日重，贩盐失职的流民逃匿于汀州山区，导致了“弄兵珥笔”、“民生尚武”（《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新风俗的形成。
再如《税赋·商税》所载：仅州城商税一务祖额为1359.183贯文，政和八年（1118）收钱1416.564贯文，绍兴十八年（1148）收钱4999.167贯文，递年收钱6263.838贯文（《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21：熙宁十年（1077）在城商税务收钱5823.784贯文，宁化县务收钱6837.820贯文。上述祖额，似为崇宁元年（1102）所立，25年后，其商税仅及熙宁旧额的23.24％。商税，历来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商税额的多少，还与税种、税目、税率及场务的设置等因素有关。但汀州商税的锐减却有特殊原因。原在长汀、宁化、上杭、武平境内的银场、银务、银坑及金场、铅矿、铁矿等坑冶场务○28，除金银坑场外，相继在北宋末以来因资源枯竭等原因而被废罢、关闭，至南宋末则已成荒山古迹，名存实亡。绍兴新额达到近5000缗，已是政和商税额的3.5倍，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外，与为筹集军费而开征新税色目，提高税率有关。终南宋之世，亦不过达到熙宁旧额的117.55％，略过北宋全盛时的水平。宁化县商税务乃六县中商税钱最高的，祖额2711.127贯文，超过了州税务，这种情形与熙宁十年（1077）的情形略同，其税额也只是熙宁旧额的39.6％。宁化境内有银场、银坑各二所，还有铁矿及黄连等特产，采矿工业和药材贸易，必然带来商贸、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商税额也就必然随之提高，乃至超过州税务。同样，由于采矿业的沦落，导致南宋末比崇宁祖额157年间（1102～1259）仅增加了16.25％。
又如“上贡”一门，所载上供钱、银数量之多，色目之滥，令人惊心怵目。如旧额上供银13000两，其中6065两，乃代江西路建昌、抚州二州军代输上供银。作为交换，建昌岁出绢4537疋，紬335疋，绵2000两，抚州出绵7050两，以供本州官员之衣赐。这本来是因汀州“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故与盛产绢帛绵的江西二州军代为置换，两相得宜之计。但南宋初“一更兵火，乘此失约”，导致代输上供银照旧解发，而所拨绢帛绵却无着落，无形中，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此外，如大礼上供银、僧道免丁钱、铅本钱、牙契钱、解发诸监司钱、经总制钱、六县搬盐纲头钱、铅本折茶钱、三司钱（原注：官户役钱、统置官供给钱、减利让钱）、赡学钱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对于一个资源匮乏，农桑业落后，交通不发达，经济水平不高的远恶僻小州郡实在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负担。还有随秋粮拘收的常平义仓米，标准由祖额的每石五升，提高为宝祐四年（1256）的一斗。即以解发上供行在的通判厅经总制钱纲而论，嘉定十七年（1224）达到52717.710贯文，宝祐四年虽一度减为5万贯为额，但开庆元年（1259）旋即增至58932.414贯文，三年内即增加了近9000贯文。而南宋每年六县解州仅13488.93贯文，不仅数量逐年提高，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还导致州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窘境。至宋末，上供额是解州额的4.37倍（本节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1238）。其出路只能是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和掠夺，这也许正是晏梦彪等所谓“盐寇”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
复如《临汀志·城池》记载，嘉熙四年（1240），知州戴挺视察城防，决定招“窑户军50人，置官窑于郊东，烧造砖瓦，以备包砌城墙。”后因继任者赋窑薪于里长，扰民尤甚。宝祐六年（1258），知州胡太初亟除窑薪之弊，“只令窑军于未兴工前自相採伐。”（《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0）使这一巩固城防的措施得以延续。以砖石包砌城墙，这在南宋后期的多事之秋乃抗击元军，巩固城防的重要措施，始见于两淮○29，后为各地效仿，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出现的“窑户军”或“窑军”，当为征集的厢军，不失为一个创举。后来一度赋窑薪于民，且移官窑专项生产的砖瓦为增筑台榭的不急之用，此乃奸吏扰民之举，幸得胡太初予以纠正。
总之，《临汀志》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于南宋中后期的经济史、地方财政史、官制史、科举史的研究尤有裨益。此外，如沿革、至到、坊里墟市、寺观、邮驿、学校等门也不乏可供採撷的史料。
《临汀志》虽为善志，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大典》卷7891《汀州府·山川·郡城内》事目中，首引《临汀志》所载卧龙山、金乳泉等12条；次引《纪胜》所录之二老峰、飞来石、鄞江等3条。又引《九域志》、《皇朝郡县志》作注云：鄞江，“即东溪水”；复引《元一统志》补注：“三溪水”；再引《胜览》之文作增注：“东溪水自鄞坑来”。最后，引《郡县志》：“临汀大溪四：曰东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意犹未尽，仍小字注云：“《寰宇记》载白石溪水，《鄞江志》无之。”《
此外，《临汀志·税赋》称：“汀山多田少，土瘠民贫，二税视他郡为重。”“业去产存，或业轻产重”等税负不均的现象较严重。尽管有识之士请行经界，终未果（《大典》卷7891，《辑佚》页1227）。此门载“二税”的色目及各县明细数极为详尽。所载“盐课”也十分苛重，每年解纳本路漕司盐息钱7605贯416文省，提举司吏禄钱312贯文，支拨通判厅头子赡学钱1284贯720文省（同上页1232～1233）。合计9202贯136文省，几近万缗。经济史料在《临汀志》中数量较多，史料价值极高。如“上贡”“土产”等门均有既详尽又独到的记载。
其三，题名录：宋代职官、科举制度研究的宝藏 《临汀志》今存两份题名录，一是“郡县官题名”，二是“进士题名”。前者又分子目：郡守、通判、教授、判官、推官、录事、司理、司户、司法、训练禁军、驻札寨正将题名及各县令、丞、簿、尉题名，几乎囊括了州县官的全部。其中尤详知、通，县令以下稍为疏略。虽错讹不少，但提供州郡官员名目之多，又详注其官品、到罢具体时间，实乃为宋元方志中所仅见。“进士题名”也极具特色，仿《绍兴十八年同年小录》、《宝祐四年登科录》，进士名下注有其小传。而且时间跨度长达282年（978～1259），其体例之善，录登科人数之多，亦为宋元方志中所罕见。
这两份名录提供了宋代职官制度和科举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如据其到任、离任时间可知：一般情况下，南宋汀州知州、通判，二年一任○26，当然再任、宫祠、罢免、致仕、守丧等特殊情况例外；而教授以下幕职官则三年一任。宋元方志中多载有进士题名，通常仅注寥寥数言，字号、籍贯而已。而《临汀志》的进士小传却详略得宜，有的还记载了其生卒年、宦历、交游、师从、逸事、学术、著作等，甚至还录有其诗文或交游的诗文。宋初的郑文宝、伍祐，北宋末的谢潜、郑立中、王宗哲，南宋初的汤莘叟、杨方，南宋中期的郑应龙，宋末的刘并等无不如此。足以补《宋史》等史传之阙，也不乏可据补《全宋诗》的佚诗及补正该书小传的史料。其南宋中后期的这二份名录尤具史料价值，今人修纂《全宋文》、《全宋诗》，其小传可供採辑者甚夥。
《临汀志》的史料价值远不止此，以上仅举其要者。他如《风俗形胜》所载：“汀山峻水急，习气劲毅而狷介，其君子则安分义励亷隅，耻为浮侠；其小人则质直果敢，不以俊靡崇饰相高。”而北宋元丰时守陈轩诗却云：“地有铜盐家自给，岁无兵盗戍长闲○27。”这与《纪胜》、《胜览》所述汀州风俗大相径庭。迹其缘由，诚如《元一统志》卷8所云：“江右、广南游手失业之人逋逃于此”；“数十年间，此风方炽，古岂有是哉！”（赵辑本页630）南宋以来，盐课日重，贩盐失职的流民逃匿于汀州山区，导致了“弄兵珥笔”、“民生尚武”（《大典》卷7890，《辑佚》页1225）新风俗的形成。
再如《税赋·商税》所载：仅州城商税一务祖额为1359.183贯文，政和八年（1118）收钱1416.564贯文，绍兴十八年（1148）收钱4999.167贯文，递年收钱6263.838贯文（《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据《宋会要辑稿》食货16之21：熙宁十年（1077）在城商税务收钱5823.784贯文，宁化县务收钱6837.820贯文。上述祖额，似为崇宁元年（1102）所立，25年后，其商税仅及熙宁旧额的23.24％。商税，历来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之一；当然，商税额的多少，还与税种、税目、税率及场务的设置等因素有关。但汀州商税的锐减却有特殊原因。原在长汀、宁化、上杭、武平境内的银场、银务、银坑及金场、铅矿、铁矿等坑冶场务○28，除金银坑场外，相继在北宋末以来因资源枯竭等原因而被废罢、关闭，至南宋末则已成荒山古迹，名存实亡。绍兴新额达到近5000缗，已是政和商税额的3.5倍，除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外，与为筹集军费而开征新税色目，提高税率有关。终南宋之世，亦不过达到熙宁旧额的117.55％，略过北宋全盛时的水平。宁化县商税务乃六县中商税钱最高的，祖额2711.127贯文，超过了州税务，这种情形与熙宁十年（1077）的情形略同，其税额也只是熙宁旧额的39.6％。宁化境内有银场、银坑各二所，还有铁矿及黄连等特产，采矿工业和药材贸易，必然带来商贸、服务业的同步发展，商税额也就必然随之提高，乃至超过州税务。同样，由于采矿业的沦落，导致南宋末比崇宁祖额157年间（1102～1259）仅增加了16.25％。
又如“上贡”一门，所载上供钱、银数量之多，色目之滥，令人惊心怵目。如旧额上供银13000两，其中6065两，乃代江西路建昌、抚州二州军代输上供银。作为交换，建昌岁出绢4537疋，紬335疋，绵2000两，抚州出绵7050两，以供本州官员之衣赐。这本来是因汀州“银货易得，不宜蚕桑，衣赐难办”，故与盛产绢帛绵的江西二州军代为置换，两相得宜之计。但南宋初“一更兵火，乘此失约”，导致代输上供银照旧解发，而所拨绢帛绵却无着落，无形中，加剧了地方财政的负担。此外，如大礼上供银、僧道免丁钱、铅本钱、牙契钱、解发诸监司钱、经总制钱、六县搬盐纲头钱、铅本折茶钱、三司钱（原注：官户役钱、统置官供给钱、减利让钱）、赡学钱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对于一个资源匮乏，农桑业落后，交通不发达，经济水平不高的远恶僻小州郡实在是一个不堪重负的负担。还有随秋粮拘收的常平义仓米，标准由祖额的每石五升，提高为宝祐四年（1256）的一斗。即以解发上供行在的通判厅经总制钱纲而论，嘉定十七年（1224）达到52717.710贯文，宝祐四年虽一度减为5万贯为额，但开庆元年（1259）旋即增至58932.414贯文，三年内即增加了近9000贯文。而南宋每年六县解州仅13488.93贯文，不仅数量逐年提高，百姓负担越来越沉重，还导致州财政严重的入不敷出窘境。至宋末，上供额是解州额的4.37倍（本节据《大典》卷7890，《辑佚》页1235～1238）。其出路只能是加紧对百姓的榨取和掠夺，这也许正是晏梦彪等所谓“盐寇”能成气候的原因之一。
复如《临汀志·城池》记载，嘉熙四年（1240），知州戴挺视察城防，决定招“窑户军50人，置官窑于郊东，烧造砖瓦，以备包砌城墙。”后因继任者赋窑薪于里长，扰民尤甚。宝祐六年（1258），知州胡太初亟除窑薪之弊，“只令窑军于未兴工前自相採伐。”（《大典》卷7890，《辑佚》页1210）使这一巩固城防的措施得以延续。以砖石包砌城墙，这在南宋后期的多事之秋乃抗击元军，巩固城防的重要措施，始见于两淮○29，后为各地效仿，是中国古代城池建筑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这里出现的“窑户军”或“窑军”，当为征集的厢军，不失为一个创举。后来一度赋窑薪于民，且移官窑专项生产的砖瓦为增筑台榭的不急之用，此乃奸吏扰民之举，幸得胡太初予以纠正。
总之，《临汀志》有毋庸置疑的史料价值，于南宋中后期的经济史、地方财政史、官制史、科举史的研究尤有裨益。此外，如沿革、至到、坊里墟市、寺观、邮驿、学校等门也不乏可供採撷的史料。
《临汀志》虽为善志，也存在不少问题。如《大典》卷7891《汀州府·山川·郡城内》事目中，首引《临汀志》所载卧龙山、金乳泉等12条；次引《纪胜》所录之二老峰、飞来石、鄞江等3条。又引《九域志》、《皇朝郡县志》作注云：鄞江，“即东溪水”；复引《元一统志》补注：“三溪水”；再引《胜览》之文作增注：“东溪水自鄞坑来”。最后，引《郡县志》：“临汀大溪四：曰东溪，曰西溪，曰南枝溪，曰横溪”。意犹未尽，仍小字注云：“《寰宇记》载白石溪水，《鄞江志》无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