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员中的西方的和苏俄的影响。但如果是作为知识阶层一种回应时代需要而作的思考，则应该将之视为在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对于文化发展的一种“理性”的思考。[31]“本位文化”论强调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去创造一种新的文明，这种见解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并且被吸收了唯物辩证法和罗素的分析方法的张申府、张岱年兄弟所接受，提出了“综合创新”的文化观。[32]
张岱年先生接受了中西文化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的，后一个发展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否定，然而其中又有一定的联系性。民族文化要有独立的创造，但关键是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但总体上张先生是承认文化发展是受生产方式的决定的，由一个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是农业的文化。而西洋文化是工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尚未进到工业时期的。”[33]由此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一个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一种更为普遍主义的视角，即一种对于“世界文化”的追求。[34]“现在中国的文化问题，已不是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将来的中国，无所逃于此二者。”而由于中国处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之下，所以想建设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起平坐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文化在当时也不可能。所以张先生认为当时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夜。“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
因此“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经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准备工作。”[35]
这种思路为后来的手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对于当时出现的尊孔和复古观念的回应，而提出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启蒙，“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36]但是新启蒙已经不是陈独秀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对文化传统有了一些同情，“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37]而作为参加过五四启蒙运动的张申府则明确提出要矫正当时的偏激立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38]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摆脱了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艾思奇说：“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所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39]
在文化立场上，依据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辩证的方法，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就是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
毛泽东的文化观一方面也接受了时间性的文化逻辑，认为当时的文化主要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40]
那么什么样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依据呢？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科学和大众的三个标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较之当时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或官方儒家的保守立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诉求(?这里的现代性怎么理解？中国人理解的现代性是什么？)，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隐晦的民主意识。[41]所以随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这一文化观念成为主导性的观念。此点（关于毛的文化观或者更广地说包括他的革命战略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人的启蒙和凝聚作用，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主张中最具认同性的思想）要展开。
三：文化认同和当代中国的经验
对于当下的世界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弱势民族的边缘化的倾向。因而文化成为一种抗拒和反思全球性趋势的重要武器。
经济全球化伴随美国文化的倾销和渗透。媒体全球化，信息的倾销，对文化如同提出挑战。
对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发展的前景，已经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作为典范性的分析方式，然而毫无疑问，这种立足于将西方文化普遍化的立场，自然不能得到经济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接受，[42]客观上说也并非是对文化规律做出仔细总结之后的产物。惟一可以被看做是普遍性的则可能是本土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明显。（凸现了本土文化与它族文化的矛盾）
首先，在20世纪的下半页，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从而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回归到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在价值观上有一个重新认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别的思想价值的过程，而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一度造就了人们对于自己文
张岱年先生接受了中西文化是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的说法，认为文化是有阶段性的，后一个发展阶段是前一阶段的否定，然而其中又有一定的联系性。民族文化要有独立的创造，但关键是与世界文化相适应。但总体上张先生是承认文化发展是受生产方式的决定的，由一个农业文化向工业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国文化是农业的文化。而西洋文化是工业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尚未进到工业时期的。”[33]由此张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一个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一种更为普遍主义的视角，即一种对于“世界文化”的追求。[34]“现在中国的文化问题，已不是东西文化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问题。资本主义的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将来的中国，无所逃于此二者。”而由于中国处于殖民主义者的压迫之下，所以想建设一种与资本主义平起平坐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而社会主义文化在当时也不可能。所以张先生认为当时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夜。“现在的中国，在能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文化之前，只能是一个大过渡时代。在这大过渡时代，应能完成过渡时代的工作。现在中国的文化工作，必须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准备工作。”
因此“文化创造主义”即是“一方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反对全盘承受西洋已经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中国文化之创造。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主张充分的作准备工作。”[35]
这种思路为后来的手中国共产党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发展成为“新启蒙运动”，新启蒙运动的出现，表面上看是对于当时出现的尊孔和复古观念的回应，而提出五四启蒙的任务没有完成，要对中国人民进行新的启蒙，“用民主的自由的思想来对抗独断的教条，用科学的文化来代替迷信的愚蒙。这就是民主主义和科学精神的要求。”[36]但是新启蒙已经不是陈独秀非此即彼的立场，而是对文化传统有了一些同情，“我们并不是要推翻全部中国旧文化传统。我们对于旧文化的各种传统，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好的我们要继承下来，并给以发扬；不好的，我们就绝不顾惜。”[37]而作为参加过五四启蒙运动的张申府则明确提出要矫正当时的偏激立场：“新启蒙运动很可以说就是民族主义的科学民主的思想文化运动。对于自己传统的东西是要扬弃的。所谓扬弃的意思，乃有的部分要抛弃，有的部分则要保存而发扬之，提高到一个更高的阶段。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有的地方不免太孩子气了。因此为矫正‘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我曾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就是认为中国的真传统遗产，在批判解析地重新估价，拨去蒙翳，剥去渣滓之后，是值得接受承继的。”[38]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的实践中逐渐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有了深刻的理解，提出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方针，从而摆脱了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影响，艾思奇说：“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所以，中国化决不是丢开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的意思，相反地，愈更要能够中国化，就是指愈更能正确坚决地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的意思，愈更能创造，就是指愈更能开展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思。”[39]
在文化立场上，依据融合古今中外思想精华的辩证的方法，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主张。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就是毛泽东发表于1940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
毛泽东的文化观一方面也接受了时间性的文化逻辑，认为当时的文化主要是站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立场上。“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40]
那么什么样的新文化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的依据呢？毛泽东提出了民族、科学和大众的三个标准。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它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但是决不能和任何别的民族的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相联合，因为我们的文化是革命的民族文化。”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较之当时的自由主义和新儒家或官方儒家的保守立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反对帝国主义成为和社会主义的理想，符合中国人现代性追求的基本诉求(?这里的现代性怎么理解？中国人理解的现代性是什么？)，而对于民族性的强调，既是当时战争状态下民意的体现，也是以文化来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而对于科学的追求则延续了启蒙的精神。而“大众”则意味着隐晦的民主意识。[41]所以随着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这一文化观念成为主导性的观念。此点（关于毛的文化观或者更广地说包括他的革命战略在内的“毛泽东思想”对中国人的启蒙和凝聚作用，是近代以来思想文化主张中最具认同性的思想）要展开。
三：文化认同和当代中国的经验
对于当下的世界而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经济的全球化，而经济的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弱势民族的边缘化的倾向。因而文化成为一种抗拒和反思全球性趋势的重要武器。
经济全球化伴随美国文化的倾销和渗透。媒体全球化，信息的倾销，对文化如同提出挑战。
对于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文化发展的前景，已经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作为典范性的分析方式，然而毫无疑问，这种立足于将西方文化普遍化的立场，自然不能得到经济边缘地区的人们的接受，[42]客观上说也并非是对文化规律做出仔细总结之后的产物。惟一可以被看做是普遍性的则可能是本土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显然这一点在中国比较明显。（凸现了本土文化与它族文化的矛盾）
首先，在20世纪的下半页，中国重新向世界开放，从而以一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回归到现代化的道路上，因此在价值观上有一个重新认识除马克思主义之外的别的思想价值的过程，而经济上的巨大落差一度造就了人们对于自己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