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6)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视了文化问题，“吉登斯不认真对待文化问题，…认为不探讨从目前有关文化的政治、文化资本、文化差异、文化同质性和异质性，族群性，民族主义、种族、性别等等争论中产生的问题，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说明当代的世界，这整个想法就令人难以置信。”（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本文的展开或许是参考了这种批评，但始终认为制度的变迁是中国文化认同危机出现的根本的和首要的因素。
[2]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传统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虽然周边一些民族始终对它构成某种程度的军事威胁，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其次，中国古代秩序的合法性依据来自于儒家，进而权力是向接受儒家规范并以之为行为规范的人开放，因此“文化主义拒绝承认一个由形式上互相平等的诸多国家构成的世界，并且坚持合法的统治需建立在遵循儒家规范的基础上。”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6页。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光耀：《中国的民族主义》，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3-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载氏著：《没有世界观的世界》，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75-103页。载氏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5] 对于由现代性问题而带来的时间观念的突显，比如少年/新/现代等等，可参看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载《死火重温》，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6] 同上书，75页。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并不存在“认同危机”。白鲁恂（Lucian Pye）并不承认由于制度变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其他大部分的转型制度都通常有过那种认同危机，中国人大体上没有经历过”，“他们几乎对他们中国人的身份没有产生过怀疑”，“他们对外部世界越开放，就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The Sprite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e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 Development,PP5,6, M.I.T 1968.
[7] 《新学伪经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卷，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8] 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汤志均：《经学与近代政治》，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9]其实康有为并非不知道，把《春秋》和现代西方的制度比附在一起的牵强之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甚至在给光绪帝的奏文中直接地道出了他之所以托古之原因：“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窃在于是。” 《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藏本
[10]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辑，台北，1983年6月。
[11] 《答朱蓉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1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12] 《上清帝第二书》，载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太平：康有为文选》，28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13] 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890—891页，中华书局，1981。
[14]罗志田认为近代知识阶层对儒家的批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儒学再造”过程，也就是借批孔教会这样的名义，将儒家描述成一种“迷信”，进而成为当时所盛行的“进步”和“科学”的对立面。说：“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国学’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孔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文化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30页，中华书局2003。
[15]陈独秀，《独秀文存》，73-7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6] 《复辟与尊孔》，载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11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 胡适和鲁迅都曾经为他们的激进立场作出说明。鲁迅认为中国人有其惰性，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想开窗透一下空气，必会招致反对，但如果你说要把屋顶掀掉，人们自然会同意开窗。
[18] 《陈独秀文章选编》，1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9]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3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20] 《答常乃惪》，《陈独秀文章选编》，162-163页，三联书店，1984。黄进兴认为其实康有为和陈独秀同样是以基督教为范型来评判宗教的作用。“以康氏为例，他认为欧美所以强盛，不徒在政治物质方面，更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化。相反地，梁启超、陈独秀诸人却认为基督教在近代文明乃属落后势力，亟需加以革除。”载《圣贤和圣徒》，56页，允晨出版实业有限公司，2002年。
[21]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346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2]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9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3] 列文森：《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162，1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4] 汪晖：《死火重温》，14页、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25]鲁迅说过：“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鲁迅全集》第6卷，252-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6] 孙中山：《三民主义》，39页。岳麓书店，2000年。
[27]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22页，14页。1981年。
[28] 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转引自《儒学在现代中国》，143页，中洲古籍出版社，1991年。
[29]根据舒衡哲的研究，知识分子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成果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变，因为“在爱国动员的压力下，对传统的任何抨击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击民族的集体精神。从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观点来判断，反传统和民众忠于祖国的感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反传统被看作是反对可以用来动员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
[2]我们有足够多的证据来证明传统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文化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这一方面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认为中国文化是“天下”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不容置疑，虽然周边一些民族始终对它构成某种程度的军事威胁，但是，他们并不能真正统治中国，除非他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其次，中国古代秩序的合法性依据来自于儒家，进而权力是向接受儒家规范并以之为行为规范的人开放，因此“文化主义拒绝承认一个由形式上互相平等的诸多国家构成的世界，并且坚持合法的统治需建立在遵循儒家规范的基础上。”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6页。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光耀：《中国的民族主义》，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3-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3] 赵汀阳：《认同与文化自身认同》，载氏著：《没有世界观的世界》，7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4] 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75-103页。载氏著《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5] 对于由现代性问题而带来的时间观念的突显，比如少年/新/现代等等，可参看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载《死火重温》，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6] 同上书，75页。但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并不存在“认同危机”。白鲁恂（Lucian Pye）并不承认由于制度变革对中国人所造成的认同危机“其他大部分的转型制度都通常有过那种认同危机，中国人大体上没有经历过”，“他们几乎对他们中国人的身份没有产生过怀疑”，“他们对外部世界越开放，就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自己中国人的身份”。The Sprite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e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 Development,PP5,6, M.I.T 1968.
[7] 《新学伪经考序》，见《康有为政论集》上卷，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8] 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汤志均：《经学与近代政治》，1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9]其实康有为并非不知道，把《春秋》和现代西方的制度比附在一起的牵强之处，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甚至在给光绪帝的奏文中直接地道出了他之所以托古之原因：“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人口。……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窃在于是。” 《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藏本
[10]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八辑，台北，1983年6月。
[11] 《答朱蓉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1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12] 《上清帝第二书》，载谢遐龄编选《变法以致太平：康有为文选》，28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
[13] 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890—891页，中华书局，1981。
[14]罗志田认为近代知识阶层对儒家的批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儒学再造”过程，也就是借批孔教会这样的名义，将儒家描述成一种“迷信”，进而成为当时所盛行的“进步”和“科学”的对立面。说：“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国学’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孔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文化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社会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历史转折》，《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30页，中华书局2003。
[15]陈独秀，《独秀文存》，73-78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
[16] 《复辟与尊孔》，载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114页，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7] 胡适和鲁迅都曾经为他们的激进立场作出说明。鲁迅认为中国人有其惰性，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想开窗透一下空气，必会招致反对，但如果你说要把屋顶掀掉，人们自然会同意开窗。
[18] 《陈独秀文章选编》，186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19] 《本志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文章选编》，317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
[20] 《答常乃惪》，《陈独秀文章选编》，162-163页，三联书店，1984。黄进兴认为其实康有为和陈独秀同样是以基督教为范型来评判宗教的作用。“以康氏为例，他认为欧美所以强盛，不徒在政治物质方面，更根本的是基督教的教化。相反地，梁启超、陈独秀诸人却认为基督教在近代文明乃属落后势力，亟需加以革除。”载《圣贤和圣徒》，56页，允晨出版实业有限公司，2002年。
[21] 《箴洋八股化之理学》，转引自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346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22]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92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23] 列文森：《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162，1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4] 汪晖：《死火重温》，14页、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25]鲁迅说过：“孔子这人，其实是自从死了以后，也总是当着‘敲门砖’的差使的。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自20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但到袁世凯时代，却又被重新记得，不但恢复了祭典，还做了古怪的祭服，使奉祀的人们穿起来。跟着这事而出现的便是帝制。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着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和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鲁迅全集》第6卷，252-25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6] 孙中山：《三民主义》，39页。岳麓书店，2000年。
[27]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编：《戴季陶主义资料选编》，22页，14页。1981年。
[28] 蒋介石：《中国教育的思想问题》，转引自《儒学在现代中国》，143页，中洲古籍出版社，1991年。
[29]根据舒衡哲的研究，知识分子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成果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变，因为“在爱国动员的压力下，对传统的任何抨击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击民族的集体精神。从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观点来判断，反传统和民众忠于祖国的感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反传统被看作是反对可以用来动员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