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危机与重构(7)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9
的感情。”载氏著《中国的启蒙运动》，28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0]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4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1]根据舒衡哲的研究，知识分子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成果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变，因为“在爱国动员的压力下，对传统的任何抨击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击民族的集体精神。从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观点来判断，反传统和民众忠于祖国的感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反传统被看作是反对可以用来动员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感情。”载氏著《中国的启蒙运动》，28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关于张氏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观可参看拙作《张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观》，《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
[33]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全集》第1卷，231页。
[34] 1933年至1934年冯友兰先生的文化观也经历了从“东西”向“古今”的转变。“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直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的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结实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按陈来先生的排列，1922年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代表第一阶段的看法。1933年至1934年的欧洲访问才使他明确转向新的解释。1940年出版《新事论》提出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即社会类型的差别，这是第三阶段。见《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7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西化与创造》，《全集》第1卷，26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6]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7] 陈伯达：《思想无罪》，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张申府：《论中国化》，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5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9]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6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40]《新民主主义论》
[41] “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1718，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42]萨伊德《无知的冲突》的文章，严厉批判了“文明的冲突”，认为这种观点“将‘文明’与‘认同’扭曲成已然定型、封闭的体系，剥夺了赋予人类历史生机的无数潮流与逆流；也无视于数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仅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战，更有互相交流、增益与分享。‘文明冲突’之说全然忽略了历史隐而不显的这一部分，只急于以荒谬可笑、狭隘简化的方式来凸显文明的争斗。”Edward W. Sai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ober 22,2002 issue.
[43]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而西方国家运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强势保持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对于经济和经济弱小民族的一种压制，作为对这种力量的反对，民族主义便增强了。那些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采用争取文化自主的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族群运动，而且还呈现出采用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我控制的总趋势。裂变在民族国家之下的最高层次是民族主义——族群性的、族群的和文化上的自主运动。
[44] “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核心方面。这个术语指的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即便是认识到所有认同的建构程度，这也并不会使它们成为虚假的或意识形态的。” （乔纳森，弗里德曼，郭建如译，高丙中校：《文化认同和全球性过程》，35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这种判断对于中国当下的经验而言是有问题的。中国当代文化认同问题包含有作为冲击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因素是确定的。
[45] 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46] 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47] 2003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48]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文汇报》2004年3月21日
[49]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0]陈立夫：《文化与中国文化之建设—三民主义即文化建设之纲领》，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47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31]根据舒衡哲的研究，知识分子在反思“五四运动”的成果时，也开始有了一定的转变，因为“在爱国动员的压力下，对传统的任何抨击都很容易被看作是攻击民族的集体精神。从这种极端条件下的观点来判断，反传统和民众忠于祖国的感情存在着明显的对立。反传统被看作是反对可以用来动员全民族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感情。”载氏著《中国的启蒙运动》，28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32] 关于张氏兄弟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观可参看拙作《张岱年30年代的文化观》，《清华大学学报》2004年第四期
[33] 《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全集》第1卷，231页。
[34] 1933年至1934年冯友兰先生的文化观也经历了从“东西”向“古今”的转变。“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直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个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的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结实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按陈来先生的排列，1922年发表《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代表第一阶段的看法。1933年至1934年的欧洲访问才使他明确转向新的解释。1940年出版《新事论》提出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即社会类型的差别，这是第三阶段。见《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73页，人民出版社2001年。
[35] 《西化与创造》，《全集》第1卷，26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
[36]艾思奇：《什么是新启蒙运动》，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70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7] 陈伯达：《思想无罪》，载丁守和主编：《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下卷，185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8] 张申府：《论中国化》，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58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39]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60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40]《新民主主义论》
[41] “谁来确定民族的本质内涵？由谁提出民族文化的语言？这个问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在三十年代的民族危机中已经很迫切；他们对‘古老的’精英文化和20年代的西方主义都抱怀疑态度。他们带着现代性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寻求一种新的文化源泉；这种文化将会是中国的，因为它植根于中国的经验；但同时又是当代的，因为这一经验不可避免地是现代的。不少人认为‘人民’的文化，特别是乡村人民的文化，为创造一种本土的现代文化提供了最佳希望。”1718，王衮吾：（澳大利亚）：《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人的毛泽东》，见《历史的天平上》，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139页。
[42]萨伊德《无知的冲突》的文章，严厉批判了“文明的冲突”，认为这种观点“将‘文明’与‘认同’扭曲成已然定型、封闭的体系，剥夺了赋予人类历史生机的无数潮流与逆流；也无视于数百年来的人类历史不仅有宗教战争与帝国征战，更有互相交流、增益与分享。‘文明冲突’之说全然忽略了历史隐而不显的这一部分，只急于以荒谬可笑、狭隘简化的方式来凸显文明的争斗。”Edward W. Said: The Clash of Ignorance. The Nation. October 22,2002 issue.
[43]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之下，各民族之间的经济竞争更加激烈，而西方国家运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强势保持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时候，往往采取的是对于经济和经济弱小民族的一种压制，作为对这种力量的反对，民族主义便增强了。那些处于边缘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采用争取文化自主的运动，民族主义运动、族群运动，而且还呈现出采用各种形式的地方自治和社区自我控制的总趋势。裂变在民族国家之下的最高层次是民族主义——族群性的、族群的和文化上的自主运动。
[44] “文化认同是我们面临的这种失序现象的核心方面。这个术语指的是以有意识的具体特定文化构型为基础的社会认同。历史、语言和种族对文化认同来说，都是可能的基础，并且它们都是被社会性地建构的现实。即便是认识到所有认同的建构程度，这也并不会使它们成为虚假的或意识形态的。” （乔纳森，弗里德曼，郭建如译，高丙中校：《文化认同和全球性过程》，356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这种判断对于中国当下的经验而言是有问题的。中国当代文化认同问题包含有作为冲击传统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的因素是确定的。
[45] 罗兰，罗伯森著，梁光严译：《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8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46] 1997年11月2日《人民日报》
[47] 2003年12月10日《人民日报》
[48]郑必坚：《中国和平崛起的新道路》，《文汇报》2004年3月21日
[49] 罗兰，罗伯森：《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14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