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的否定，典型话语就是蓝色/黄色，海洋/黄土的二分式话语。但同样的是对于自己民族利益的关注和现代化过程中的本土性特色又导致了对于民族思想文化的肯定，因此保守和激进的争论成为中国思想界的焦点，并转化为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复杂关系。[43]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从总量上已经位居世界的前茅。国家综合实力的增长本身会强化对于自身文化的认可，所以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的经济发展反过来刺激了对于中国本土文化的认同。[44]而我们的主流的立场也相信在民族国家作为利益的主要承担体的前提下，哪些超国界的价值和理想目标很难真正打动人心，反倒是建立在民族的情感和价值追求基础之上的本土价值观到可以成为迈向现代化的重要凝聚力的。
    
    经济全球化中争取自身利益的目标要求我们确立自身的文化机制。有人说：“全球化—作为当代世界‘压缩’的一种形式和世界历史的一种新诠释学的基础—正在使所有的社会文化形态相对化，并使它们‘平等化’”。[45]中国的文化认同问题之所以重要也在于此，一方面，为了更好的实现“现代化”他要有一种立足本土的精神因素来鼓励。另一方面，而这种鼓励的目标则并非是如儒家所推崇的“三代”或道家的“小国寡民”，而是建立在人类共同理想之上的现代国家。
    
    对于本土资源的认同,并不是而且从来也不可能是对于一种全球化趋向的反叛，而确切地说应将之理解为一种反思性的（例如对于传统价值的再认识和再估计）和选择性的（例如有意识地强调传统中的某一部分，例如新儒家强调儒家的超越性以便为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民主观念提供一种合理性的空间），因为当我们寻求一种纯粹的中国性的时候，当我们在建构一种“纯粹性”所依据的本土资源事实上早就是全球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全球化的建构中发挥着作用。但是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对于本土资源的强调往往意味着对于中国古代的思想资源的“回忆”，这种倾向所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强调古代观念的超前性和对于现实问题的针对性，这样就下意识地会出现类似于晚清的“西学中源”的问题，认为中国古代的思想潜在地蕴涵着解决现实问题的真理性判断。典型的就比如“天人合一”可以拯救人类，等等。以这种方式来回应文化认同的矛盾，其实从根本上还是回避了中国当下经验和对于这种经验的创造性思考（此段说得好）。
    
    因此我们强调一种“构造性”的文化认同。首先，我们肯定现代化的目标和民主、科学这些“基本”的价值准则，但我们的具体目标则由已经由“世界”（？）转变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在为现实的社会秩序寻求合法性依据，为中国人民寻找价值支点的时候，则进一步地演着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线路，无论是“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合法性的依据由一成不变的理论转变为中国具体的经验（对中国特殊性、中国经验的重视）。这种思想的最典型的发展就是“三个代表”的思想。
    
    “三个代表”与以往的理论创新的最大突破在于这一理论进一步将“实践”、“利益”作为衡量理论的意义和价值的标准，所以当我们将目标指向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的时候，一种新的文化认同便可以导出来了。
    
    首先，这种认同承认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将这种真理性的检验过程落实到中国人的生活中去；其次，力争避免那种简单的“西化”和“回到古代”的空想中，而是根据中国当下的经验构造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这样对于过去的价值观念的认定和评估就会是“构造性”的，立足于现实的需要的。我们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和理论界人士就是从建设和发展的态度来建构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化认同的。主要包括对于文化传统内涵的解释、运用中国化的语言来描述建立在中国人价值观基础上的国际关系原则、力图通过弘扬民族精神来提升民族的凝聚力。
    
    例如，江泽民在1997年11月2日美国的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主要阐述的是中国传统的内涵。他说：“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他从四个方面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内容。“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46]
    
    由于演讲主题的不同，而温家宝2003年12月10日在哈佛大学发表的演讲中则重点强调了“和而不同”的价值。他说：“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并引用张载的话来说明继承传统的意义“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急剧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47]
    
    文化认同的核心是利用自身文明的成就创造新的价值观，而不是简单的“回顾”，而最近提出的“和平崛起”的观念则是这方面有意义的尝试，这里面充满着普遍和本土价值的结合的辩证意味。“大胆借鉴吸收人类文明成果而又坚持弘扬中华文明，以形成实现和平崛起的精神支柱”[48]
    
    文化认同对于现代的中国而言，不仅是一种文化立场，更是一种政治的策略。回顾在现代性问题出现以来中国人对于文化传统和现代化过程的理解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不断地寻找一种中国和世界、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而这种平衡的关键并不在于提出“中体西用”这样的折衷性方案，关键是创造出一种建立在自己文化的价值基础上，又密切回应社会问题，能够成为中国人所愿意接受的同时又是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的新的价值体系，这种体系中的价值因素可能来自于儒家，也可能来自于道家或其他任何别的中国思想资源，经过综合创新，而形成一种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体系。
    
    当然，强调本土文化价值的意义，并非是要拒绝全球性的价值，而是相反，特殊性本身是中国人拥抱世界的一个产物，可以说，中国人正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现了中国本土经验的重要性。同样，本土的思想价值只有在与全球的问题背景相关联，才能生发出其意义，而这过程中价值来源的多样化和多区域性则是自然的，多样性之间的碰撞会导致更多的共享性，而不是独占性或排它性。“不管个人认同和集体认同在多大范围内建构—这当然并非不存在某些制约和先赋的固定性—但在任何一个特定时期和场所，都存在着‘塑造’（Doing）认同的主导方式，当然它不是一致接受的方式。随着整个世界日趋压缩和更趋单一性，塑造认同的种种依据越来越具有‘共享性’，而且是有争议的‘共享性’，尽管与此同时这些依据可能发生碰撞。”[49]
   

注释;

[1] 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我们在本文中强调制度变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接受了吉登斯的概念，即：“它首先指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世界’；现代性的第二个维度是资本主义，它意指包含竞争性的产品市场和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体系。”（《现代性与自我认同》，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有人批评吉登斯的现代性描述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