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面对十九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严重不适应生产力”，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形势，力图找出一种新的社会模式，既要维持强大的私心原动力产生的“经济冲动”，又要充分贯彻公平原则，防止私心恶性膨胀，以保障生产关系经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促使社会生产力不断上升发展，而且设想能不能找出一种办法，就此一劳永逸呢？
其实这就是孔子的大同社会，或耶稣的天国理想，但他们都说得如此简略、模糊、含蓄或神秘。唯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学说，从哲学原理、政治经济学论，分阶段目标纲领以及实施方法步骤，提出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理论。
类似孔子的由小康臻大同的两段说，马克思把共产主义大目标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要达到的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然後经过生产力巨大发展和政治文化巨大进步，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进入高度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认为，人类按照兽性丛林法则进行生存竞争，是人类摆脱不了的生存状态。优胜劣汰必然产生阶级分化和压迫，是为人类社会的正常状态。
马克思主义者则以为，现存的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权，正在沿着这种兽性丛林法则，将人类社会引入动物状态之中。
马克思相信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剥削、压迫之根源，并因盲目生产造成社会性浪费，应当由公正合理的公有制予以取代；但马克思并不是把社会、集体（联合）认作公有制的基础。他设想的是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打破资本主义社会一切不民主的枷锁後，“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个体会在其发展中形成“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从而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自由个体”，就是要求实现每个人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理想的和谐关系，使人人成为可以充分发挥个性特长的“自由个体”（Free Individual）。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因而可以在其发展中超越仅仅追求物质需要的历史阶段，超越人类社会的动物状态，进入真正的人类状态。这不就是上面反覆讨论，引为天道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阐明的优化运行状态吗？
马克思追求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并不是要废除一切意义上的私有制或个人所有制，而是要废除当时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严格说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有制，作为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实质上应该正名为一种“两心调谐”进入化境而行之的高级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或私有制。马克思主义相信“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其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以为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应该是：“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这种个人所有制以反自私，求调谐为前提，根本不同於当时以“丛林法则”为圭臬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但也不是其後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曾经普遍实行的那种片面强调社会和集体（联合）利益和无私献身精神、否认个人及其私心的重要性、压抑以至抹杀个性、视个人私心积极性为耻的公有制。
斯大林也如是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不是要缩减个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扩大和发展个人需要，不是要限制或拒绝满足这些需要，而是要全面地充分地满足有高度文化的劳动人民的一切需要。”（《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39页）
设想社会主义社会解放了个人和社会的创造潜力，科技突飞猛进，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资财富充分涌流，迫使人们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从此消失，阶级差别，城乡差别不复存在，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是乐生的生活第一需要。这种情况下，“个性的活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劳动的这种历史性变化，叫做“消灭劳动”。在那里，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或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所有制，是一种非特定占有的所有制，是个人再也不把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与否作为自己生存的物质前提的所有制。“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体现了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将要形成一种自由人的联合体，建立起人类真正自由的社会生存方式。於是，有个性的个人可以追求全面发展自己的能力，如同恩格斯所说：“每一个有拉斐尔（Sanzio Raphael, 1483-1520，意大利画家）的才能的人，都应当有不受阻碍的发展的可能。”人今天可以做农夫，明天可以作科学家，後天可以当作家等等，在生活和活动中充分展现个人生存的价值。社会终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是充分调谐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美景了。
对付握有强大经济实力和超级杀人手段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既不可能用孔夫子式的理性上层路线苦口婆心说服办法，也非基督教神性感召力量潜移默化所能奏效，那麽除了把“两心调谐”的救世理论通俗化，直接灌输给最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形成无比强大的革命实力以进行抗争，还有多少选择馀地呢？
马克思看到了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一个个被资产阶级专政力量镇压下去了。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满怀悲愤地择引了大量梯也尔政府对起义工人血腥屠杀的报道。从残酷的政治现实中，特别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教训後，马克思引出了以实力对实力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武装起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命题。
历史经验和生活经验表明，任何拥有超强武装实力的特权统治势力或集团从来不会不经生死斗争拱手退让出局。如果没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赋予最弱者以扭转乾坤的擎天伟力，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会向俎上鱼肉让步，自动地乖乖地和平演变，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
马克思主义本来意义上的暴力革命，被期许为“一场最後的斗争”，相当於追求人类世界永久和平的万般无奈“必要之恶”。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理由排斥在可能条件下和平过渡。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资本主义处于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恩格斯晚年时认为，工人阶级政应该根据革命形势和条件的变化及时改变斗争策略，他明确指出：工人阶级有两大锐利武器，一是筑垒巷战式的武装起义；一是用好普选权，开展议会内外的合法斗争；要改变过去那认为普选权对工人阶级只是“陷阱”，只是资产阶级政府的“欺骗工具”的看法，而应当把它看作是“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武器中的一件武器。”恩格斯也告诫工人政领袖，重视利用普选权，决不是“放弃自己的革命权”。事实上，没有足够强大的革命压力，不会有和平过渡的现实意义。“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非宗教的无神论理性救世理论，实行了一条不同於孔子上层路线，却堪以媲美和超越基督教深入扎根群众的创意救世路线。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动员对象并非君主诸侯或大资产阶级新贵，而是诉诸社会底层无助的劳苦大众；从翻身求解放、人人有饭吃，到自由、平等、民主、幸福美满理想社会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