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不知那犯了许多反基督错误的罗马教廷的存在，体现了世界人类史上无可比拟、独一无二的有效“权力制衡”范例。如果没有这一貌似和一切凡俗争权夺利一样卑鄙肮脏、不堪称道的“权力制衡”，那基督教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都会在专制政治的淫威下，化神奇为平淡而湮没，和其他所有政教合一或教为政用的专制统治国家一样，势难形成足以焕发灵性创造能力以推进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两心调谐”持续化社会环境条件。
这种既不成文，又无章法的“权力制衡”，虽然从政治学观点看来粗糙不堪，甚至丑陋不堪，但毕竟使得王权难以走上绝对权力和绝对腐化的不归路，经常为大千世界留有“两心调谐”的馀地，亦即人类灵性发明创造能力得以发芽抽枝的馀地；也使得那拥有强大物质基础的意识形态最高权威――教廷，利欲熏心、走火入魔、迷失本性之际，犹有挽回狂澜，重开新猷的强大动力和历史机会。
这里有了“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无论那一方，教廷腐化堕落也好，王权腐化堕落也好，都不可能彻底否定基督教人本主义文化内涵和草根群众路线的成就，谁也挡不住一场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大觉醒的到来。我们看到了灵性受抑的“黑暗时期”，但教廷毕竟无法制止薄卡丘在《十日谭》中痛揭教会和神职人员的伪善和罪孽，以及随之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我们看到了被绑上火刑柱的科学家，但是教廷并不掌控世俗国家的专政工具，必须得到议会判为不受法律保护的异教徒後方能下毒手，因此要惩罚更多的科学家也难，要彻底扼杀思想自由、取消灵性创造活动更难。
拜这种“权力制衡”之赐，西方基督教环境中生活着的灵性人类毕竟能够享有一个较具“两心调谐”内涵的生存环境。作为对照，神州中华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同样具有创造潜能的劳动人民，在由上而下的伪儒文化以及政教合一体制“天无可逃”的控制下，已然进入精神植物人状态。
於是，浩浩鹏程万里的现代化之旅，就从这开始。
今天我们值得以极大的热情来讴歌盛赞那“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之间的“权力制衡”关系。“权力制衡”不仅是一种监督作用，而且是一种某种意义上的否决权，一种可以说不，而且说了能够算数的机制。如果没有这种机制，再好的理想和制度也会被没有制衡的绝对权力所破坏、蹂躏，几无可能形成有利社会持续上升发展进步的大环境。
“权力制衡”的必要性，是“两心调谐”原理用之社会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项铁律。
用东方儒家语言来说，“权力制衡”是中庸之道的“和而不同” 原理应用於政治体制化的上限，是礼的最高形式。在人类分别共同经历过的封建专制统治时代，东方儒家路线未能解决的历史症结──“权力制衡”之谜，终于在西方人类实验场，为西方基督教文化地区的社会实践不期而然地渐次破解了。普天之下，这是有史以来形形色色政治文化当中，到那个时期为止唯一的一次破解成功。万物之灵，徼天有幸，信而有征乎。
浩浩鹏程万的现代化进步之旅，绝非从此开始一帆风顺了。如果说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世俗王权已经无法置基督教於政教合一的窠臼之中，不能按其特权统治集团自私贪欲破坏基督教文化的“两心调谐”内涵，那麽恰恰是身居“上帝之城”，戴着神圣光环，权势膨胀不已的教会神职人员自己， “打着红旗反红旗”，扮演起了以上帝代表身份扭曲背反上帝精神的罪人角色。
任何优秀的仁人君子，一旦处强权地位，在无所制衡的情况下，深藏基因无可豁免的原罪总要骚动不已，非常容易一发不可收拾，即所谓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必然性。当时欧洲政治权力分散於许多邦国，相比之下，集基督教领导权於一身的罗马教廷的威权超过了一般君主，其中产生了一个由教皇、主教、神父、神职人员组成的强势特权阶层，他们在以教会名义行使权力时，世俗王权其实难於置喙（制约）。在圣洁外衣掩护下，从自命“永无谬误”、“永远不受审判”的教皇到下属神职人员，其自私邪欲膨胀起来，争权夺利不择手段，贪渎堕落渐成大患。
随着教廷权力上升，为了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特权地位，教廷一方面按照封建制度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恩光”，借此以权牟利；另一方面，同中国的汉武帝董仲舒炮制假儒学如出一辙，实行宗教的愚民政策，以修道院的出世神学教条取代“道成肉身”主义的健康积极因素，抹杀人性，剥夺思想自由，窒息创造能力，造成了一个灵性淤塞、万马齐暗的“黑暗时期”。杰出的作家和诗人但丁被放逐，大科学家哥白尼、伽利略先後被送进异端裁判所，甚至把坚持真理的优秀科学家和思想家布鲁诺绑上火刑柱，以抑阻怀疑奇迹、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
不少历史学家，把罗马教廷在中世纪的腐败和反动，当作基督教的一笔历史孽债，视为批判“宗教统治”，提倡理性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强力依据；一些人就此分不清婴儿和洗澡水，理不清基督教文化在欧洲和人类历史发展中的推手作用。殊不知罗马教廷的堕落，只因基督教关於人人都有原罪的警告的普遍性同样适用於教会神职人员本身，谁也逃不脱权力导致腐化的铁律，而非基督教文化本质内涵的过错，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值得庆幸的是，宗教改革前後欧洲杰出的思想家包括民主启蒙的主导人物，一方面抨击罗马教廷反人性、反进步和腐化堕落，另一方面仍然头脑清醒地将基督教教义以弘扬爱心为核心的理性内容奉为人类应循共性指导原则。
基督教奉行了一条大不同儒家的发展路线，一开始就直接贯彻到最底层民众植根奠基，沿着由下而上的途径发展起来。一旦教会上层腐化变质，广大信众不会长期上当受骗而无所醒觉，教廷的愚民政策很难肆无忌惮不受抵制。西部基督教在所处特定政治环境中赢得了“政教分离”，不期而然造就“权力制衡”机制，教会权势纵然灸手可热，却不可能直接掌控国家专政工具镇压造反信众；更有甚者，在许多情况下，不甘和不满教会强势压顶的王权、贵族势力和政界上层会站到腐化了的教会的对立面，即人民的一边，以争取民心归附自己，强化自身权力地位，为此同民间改革派结成正义的联合阵线。因此西部基督教存在一种自我变革、自我完善的良性机制，得以免於重蹈中国真儒蒙尘二千载不得超生的覆辙。
十四世纪从意大利开始，一批先驱俊点燃了文艺复兴（Renaissance）的圣火，借复古为名，对古典的希腊罗马值观进行深入研究，重新肯定人的价值，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对人的注意。他们描写人、歌颂人、把人放在宇宙的中心, 回归基督教本义，提倡人本主义，以“个人重要”的概念向僵化的教会中心文化挑战，从而重新调谐两心，冲破借神性抑制人性的“伪公”，把长期受压的正当的私心积极性解放出来，极大地焕发灵性的创造能力，为欧洲主要基督教国家带来了文艺创作空前繁荣，促进了客观的科学探索，以及商贸、金融事业的发展。
十四至十六世纪的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城市兴起，商务、外贸发达，一些小手工业生产渐为较大的手工工场所取代，纺织、冶金、机械造等行业机械化程度日益提高，资产阶级的前身──新兴市民阶层已经成形，促使国家主义、民族意识日益觉醒，呼唤政府支持和建立健全的市场环境。此时一些国家的王权日渐隆盛，西班牙、法国、英国等都在该期间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家。
十六世纪初期，由文艺复兴带动，在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商界以及民族主义者等新兴势力支持下，以反对罗马教廷兜售赎罪券敛财（宣称只要买了教廷发行的赎罪券，已往及以後的罪孽都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