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民主”（毛泽东改称无产阶级专政为人民民主专政，解释道专政只是针对极少数阶级敌对分子，而广大人民则将享有最充分的民主。）民主首先要让人民按自由意志选举政府，马克思认为最好照巴黎公社的办法直接选举，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毋须经由自由选举，无限期一党专政、领导一切。马克思所指的“无产阶级专政”是通过类似美国的（参见《马、恩选集》I，390～391页，恩格斯在1885年版加的注）广泛地方自治，一切官吏由选举产生，而不是由上级任命或批准，更不得有高薪或特权以“防止公仆变为主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应当经由彻底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他们始终坚持民主主义信念，反对“国家迷信”或“对国家的崇拜”，反对由国家机器包办和管理社会事务，主张把人民群众的自治和参与管理放在首位，实现“大社会、小政府”，最终导至“国家消亡”。
与马克思的设想不同，早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由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可以突破帝国主义薄弱环节，一国或数国首先革命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被称为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将坚持共产党一党专政，即“党领导一切”定为根本信条。后来的共产党革命家自然信同真理，奉为神圣经典圭臬了。
执政的共产党，声称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地代表了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自信党的决策具有永远正确的必然性。各国共产党政权没有例外地把“党领导一切” 或“为民作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划上了等号，不仅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并将全体人民，包括被称为国家主人的先进阶级成员，一律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人民只能严格地按党的意图和决定办事，没有越雷池一步的自由权利。宪法上抄自苏联实则参照西方常规写上去的一些人民应享民主权利，其实徒具文字装饰形式。所谓选举都由党组织包办代替，必要按党确定的名单当选。党为自己确立了不容挑战、永远主政的特权地位，因此否定了任何真性“权力制衡”体制存在的可能性。
我们不能就此轻易责备革命的共产党人权力欲膨胀离经叛道，因为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认定为一种势在必然，自然而然，或者说不得不然的选择，共产党人因此理直气壮、无所顾忌，有志一同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没有建立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但从毛泽东为首的开国领袖人物为始，就深明权力腐化的历史教训，像《尚书》古籍中早期政治家那样，为此忧心忡忡、殚精竭虑，谆谆教诲自己的干部和党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希望通过严格要求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相应建立种种自我监督的制度和机构，达到防范腐化变质，长保革命道德伦理于不堕的目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党专政以及“党领导一切”的历史必然性，正好与“打天下，坐江山”，谋取特权利益的利己愿望丝丝入扣。一旦实行，如果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机制，“君子”也好，“圣王”也好，“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也好，谁也不能豁免“原罪”宿命般的操控作用，无可幸免于“权力使人腐化，绝对权力产生绝对腐化”的铁律；尽管一开始有其轰轰烈烈、繁荣昌盛的黄金时代，终要在素质上腐化堕落，在治国决策上背离两心调谐原则，走向人民利益的对立面，不断“犯错误”，一步步归于沉沦。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巩固新生革命政权，执政党一面坚决镇压肃清残余敌对势力，一面最大限度发挥“统一战线”法宝的效用，力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至少存在过一个各方协商寻求共识的类似于共和政治的蜜月期。开国大典前夕，中共筹备和召开了有广泛代表性人士参加的首届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通过了共同纲领、政府组织法和许多关系到国家发展的重要决议，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委员，决定国旗、国歌、国都所在地以及采用世界公用的纪元等等。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从此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建立了一种政治上密切合作的关系，后来还归纳出了一项令人动容的十六字指导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宪法》中又加设了一种“最高国务会议”制度，作为执政党与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议事形式。这种合作关系起先运行得很好，形成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
中共建政后，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进程顺利，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国际声望日隆，很快建立起了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威，伟大、光荣、正确，应毋庸疑。于是，上述“不是权力制衡的权力制衡功能”失却了动力基础，绝对权力的自我腐蚀作用终要顽强地彰显出来，上述政治蜜月期也就随风而去了。
事实上，一种“打着红旗反红旗”、“宁左勿右”的反调谐型政治心态文化阴影早就存在，其根源显然出于维护特权优越地位的自私原罪驱动。这种政治心态文化意味着，如果你为了巩固、捍卫、强化党的执政地位，不择手段，犯下错误，甚至构成严重罪行，仍会被视为党性坚强的好同志，受到信任、袒护或重用；反之，如果你批评、指责、损害了党的权威，即便是站在真理一边，做的是合情合理、于人民有益的好事，总是不可原谅、不堪容忍的异己分子。这种唯我主义倾向，完全背离了“两心调谐”原则，同马克思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由于社会性思想信仰完全听命于执政党的意图，相当于“政教合一”那样，马克思主义和汉以后的“儒教”，或宗教改革以前的“基督教”命运相似，可以被任意解释，使符合特权统治集团驾驭人民的需要。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或革命的名义下，形形色色贪欲罪恶得以大行其道，不但助长了唯上盲从、自命正确、弄虚作假，进而导向一种非理性的极左思潮，每项政治运动的斗争面无不扩大化；党的干部队伍因此日渐脱离群众，演变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兴特权攻守同盟，走向自己立志献身的革命大目标的反面。
50年代前期，有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等等政治运动，都扩大了打击面，造成了不应有的伤害，但人们还可以解释为“推翻旧世界”难免发生的“矫枉过正”现象，至于批武训和反胡风运动，显然已偏离理智常规，但都局限于相对少数人群，不至于破坏了整体上的和谐化表现，或者说至少表面上如此。然而挨到了1957年中后期，一场“反右派斗争”阳谋，终于完全摧垮了来之不易，却非常短促的和谐化局面。
无制衡绝对权力的反调谐性质，同时表现在国家建设方针大转向，背弃了原先关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的承诺。
建国初到1952年，毛泽东和党中央仍然认为：三年经济恢复后，搞个10年、2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后，再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但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后，毛于1953年6月严肃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和“确保私有财产”等观点，全党认识很快统一到了“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 的战略上来。中共因此提前实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于是，在反右派斗争消灭一切异议之后，无制衡绝对权力宛若“和尚打伞”、“天马行空”，作出了一个比一个荒唐，越来越与“两心调谐”原则背道而驰，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二十年后，落到了几将亡党亡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
凡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发生了无制衡绝对权力的恶性演变。用南斯拉夫共产党前二号人物聂古拉斯的话说：“共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