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大陸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領導下，發生的情形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既有共同性，又有極其與眾不同的獨特表現。
如果说其他“兄弟国家”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整体蜕化变质，那么中国的情况就不一样。中共至高无上的领袖毛泽东，是绝无仅有的例外。他早就警觉自己的党正在蜕化变质，不等它变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开出了一张金丹良方。那不是“两心调谐”的正道，而是沿着千年伪儒“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曲解变造马克思主义，把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思想领域消灭利己私心两者配起套来。推出一套登峰造极的“唯公一心论”，循此展开了一场举世无双的规模超大的“改造人性”社会实验，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高潮、为归宿，把中国引上了一条无与伦比的另类荆棘路。
对照描述“两心调谐”原理的十项联立方程式，这个过程就是由第八式：“崇公抑私”＋灵性＝发展缓慢、停滞、不进则退的劣质运行系统，沿着极端方向“升级”为第九式：“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灵性＝另类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
在全世界所有一党专政体制国家当中，领袖神化和个人崇拜是共性，领导一切、无所制衡的统治集团蜕变堕落是共性，领袖和自己的执政党有福同享，同流合污也是共性，像毛泽东那样坚信“大公无私”极端至善之理，为“斗”、“灭”党内以至全国人民罪恶之源的“私心”而不懈努力，不断升级的狂热理想主义者，可谓中国共产党绝无仅有的“个性”。
大约从一九五八年起，中共急不及待地提出了“兴无（无产阶级）灭资（资产阶级）、破私立公”的战略口号，大张旗鼓宣传私字（个人主义）为万恶之源，官式地把消灭资本主义和消灭人性两心中第一性的发展进步动力之源──私心划上了等号。
一九五八年八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多次讲话，谈到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废除八级工资制和家庭私有经济，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出要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大大赞扬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大家意气风发、争做贡献；而工资等级制，智力劳动者工资多於体力劳动者，乃至“各取所值”，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从而产生官僚主义。……我们要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农民要先走一步。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等等。
“一大、二公、三纯”的人民公社登场，使毛欣喜过望，他看到了平等，平均、公正、纯洁、消灭分工，消灭商品，消灭差别的理想社会正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毛泽东、党中央令出必行，一九五八年八至十月间，只用了一、二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孟轲在答滕文公问时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 合作化变相收回了“土改”时分给农民、只耕种了两三年的私有土地，“统购统销”剥夺了农民随行就市，自由买卖的权利；人民公社化则彻底取消了中国农民的恒产和恒心，大锅饭式的分配制度，几乎一夜之间从根本上摧毁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于是，紧随大放“高产卫星”之后，神州大地一下子陷入了“非正常死亡”数以千万计的旷古未有大饥荒。恶果大暴露后，执政党中枢一面“调整”应急，暂时“向私让步”，一面“奉君之好”，集体掩耳盗铃，把责任一股脑儿推到了莫须有的自然灾害以至苏修背信弃义上去。
毛泽东没有醒觉否定私心之谬误，反而从截然对立的方向进一步“大彻大悟”起来。毛愤怒地否定了一切“向私让步”的观点和政策，认为仅仅实行制度上、物质上的公有化是远远不够的，只要灵魂深处私心常在，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就不会有精神原子弹，就不能迎来美好的理想社会，反而成为不劳而获、少慢差费的温床，懒惰浪费、损公肥私的天堂。於是他不再急急乎追求生产建设上的高指标大跃进奇迹，无意再搞全国性的大生产运动。他转而以“仅次於上帝的人”的大智大勇，全力以赴赶尽杀绝人性之私，实践“六亿神州尽舜尧”、“环球同此凉热”，造就红彤彤新天地的浪漫主义伟大畅想。
毛把人性私心顽固不化归咎於几千年阶级社会在思想意识领域留下的罪恶遗产，他发明了“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强调“政治思想领域内的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斗争”，认为“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并且把这项涉及大本大源、改造人性的战略任务，同现实政治反对国际“修正主义”的战略任务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
一九六二年底起，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学习雷锋运动，把一位以身殉职的青年战士描绘为紧遵毛主席指示，自我改造成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大公无私”、“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的可歌可泣“真人”典型，作为全党全国的学习榜样。从而要求人人 “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彻底批判个人利益、个人奋斗、个人英雄主义，“对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消灭自我意识，甘当平凡螺丝钉，做党的驯服工具，一生交给党安排，毛主席挥手我前进。
毛泽东的“唯公一心论”虽与宋明理学的反人性后儒伪学一脉相承，变本加厉，但其立场与伪儒根本不同。
伪儒愚民，反民众的人欲，逞帝王权贵的贪欲。
毛泽东以私字为万恶之源，主张“破私立公”，实现思想革命化，但他不是为了私人、家族或小集团谋利益，他将矛头主要指向了自己的干部队伍、党的官僚组织的“贪欲”，最后明确定位斗争对象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终至以“斗私批修”为纲，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实行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支持群众“革命造反”，摧垮全国上下党政机构，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政权，教育改造党的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保证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和社会主义国家永不变色。
毛泽东选择的“隐性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表面上看来，这是与“自私＋灵性”型负向发展恶质运行系统相对照的另一极端，实质上由于“破私立公，大公无私”的虚妄性，必然沦为自私的伪装形式，只是更富欺骗性而已；结果堵塞了一切“两心调谐”的进取正道，导致灵性创造能力活力尽失，伪善外衣包装下的犯罪横行，趋於自我否定、自我毁灭。狂乱的文革不仅造成不可胜计的直接破坏，而且把全国变成了一座充斥“假、大、空”的大戏台。响彻云霄的“抓革命、促生产”豪迈口号与各行各业普遍“出工不出力”现象连袂共舞，物资严重匮乏到了快吃西北风的地步。“龙的传人”会不会“开除球籍”，已非耸人听闻。
1957年以后，中国社会脱离了和谐化的轨道，沿着“唯公一心”的极端歧路迅跑起来，损失了无数生命财产，蹉跎了一代人的光阴。直到毛泽东去世，文革告终，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改弦更张，顺应党心民心所向，抓住国际环境大好机遇，实行改革开放新政，扭转了每况愈下的危险趋势，开创了经济蓬勃发展、综合国力空前增强的新局面。可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以及“权力制衡”体制，空悬依然，姗姗来迟。
中国社会两千年“心态文化”歧变，“权力制衡”乌有，以及中共建政以来的曲折探索历程，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反“两心调谐”型改造人性超级社会实验的丰富历史经验，是中国人民用无比惨重的代价换来，属于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宝贵思想财富；可为指导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寻求“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全球伦理”，重整现代人类信仰体系，提供重要借鉴。但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这样的角度去研究，去理解，还有许多讳疾忌医、掩掩盖盖的难言之隐，好比《几何原本》起始公理（Axiom）般的“人之所以为人”大本大源精义，犹在云雾迷漫之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