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说。基督徒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在基督内再无种族与身分之分（《歌罗西书》3：11），耶苏说过：“看哪……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亲了。”（《马太福音》12：50）因此基督的信徒互称“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人人都是具有平等地位的神的子民，人人可以循正道靠自己的努力追求幸福；每个人用自己的行为向神交待，重在现在和今後的表现；只要信主，无论过去罪孽如何深重，一切人都可以获赦得救，都有改恶从善，获得光明前途的机会。
基督教从爱心救赎基本教义出发，提出了体现社会性两心调谐的中庸之“礼”，与儒家学说同样以和为贵，倡导恕道，与人为善，反对走极端；包括了以摩西《十诫》和耶稣《登山宝训》为主体的教规戒律，必要的伦理规、尊卑秩序和律法观念。
基督教神性信仰不同於儒家的治世之道，基督教的“礼”讲究做人的道理以及必要的宗教仪式，但不直接提出管理世俗国家的理论和意见。基督教不介入政治、经济领域，不涉帝王术，也没有现代民主体制和市场经济制度学说。基督教要求信众尊敬长辈、服从官吏、遵纪守法，尊重世俗国家体制；通过贯彻教义，潜移默化，和平渐进，改造人类世界。
耶稣本人出身贫寒，“狐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传播福音，针对社会不公，特别同情卑贱的穷人，抨击不义的富人。早期基督教是“被压迫者的运动，最初是奴隶和被释放的奴隶、穷人和无权者、被罗马征服和驱散的人们的宗教。”（恩格斯《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但是基督教博爱精神的宽容，同样欢迎和拥抱觉悟来归的有钱、有势、有地位的人。救世主的任务不仅仅是解救特定的某一选民群体，借用日後马克思式的格言来说，是为了“解放全人类”。
基督教和儒家一样不鼓吹暴力，不发动造反。主要是通过弘扬爱心走和平演进的道路以改造社会。耶稣的信徒基本上不参与犹太教徒反抗罗马的暴力斗争，为犹太民族主义者们所不齿，却逐渐赢得了中上阶层的认同和加入，其影响进而跨越了被征服和被奴役的弱者界限，扩大和渗入了罗马统治集团内部，以及後来外来入侵的落後民族，终建立起了有史以来任何赫赫武功一世之雄无与伦比、望尘莫及的普世性“上帝之国”。据《大英百科》（1990年版）称基督教信徒约有35亿，占当今世界人口的半数以上；一般认为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耶稣及其门徒不仅以上帝的名义借助奇迹的影响力传播福音，而且善用犹太教的“天国说”，提出了一套简单明白，比较“完善”的赏罚分明因果说，以解决弘扬爱心所需的私心原动力难题，从而极大地调动起了信众虔诚皈依和遵行教义的私心积极性。
基督教的“天国说”宣称人人都要在上帝的法庭上接受末日公义审判，世上一切人生命死灭後将迎来一个最後审判日（The Day of Judgement）或称报应到来日（The Day of Reckoning）。那时耶稣将再度降临，一切死去的人们的灵魂和肉体都将复活（Resurrection），每个人的全部记录──所有的好事和坏事都将呈堂，由上帝公正裁定每个人的报应。天国说相当于理想化大同社会的一种神性表述方式，并通过承诺终极的绝对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把弘扬爱心和人必为私两者，即调控灵性的两心互相调谐统一起来了，却巧妙地避免了俗世实践检验失实的任何风险与困扰，在现实生活中，亦即最後审判日到来之前，绝无失信失实之虞。
天国说不仅调动私心积极性引导和鼓励爱心向善，而且以“潜台词”方式，隐含和启发世人一系列合乎“两心调谐”原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受惠无穷的重要观念：
第一，天国说在天人立约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白交待上帝把人间的事交给了活着的人类自己处理，而且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单独、直接向上帝负责，否定了预设命运的宿命论。
第二，上帝对每个人的评判，奖惩和最後处置即上天堂或下地狱，全凭本人实际表现。在上帝面前，无分出身贵贱、地位高低，无论君王或乞丐──人类一律平等。
第三，神在审判之先，给人机会悔改。人人都有原罪，人人都不免有罪，但不论罪孽如何深重，只要皈依上帝，忏悔改过，不分早晚，皆可获赦免、得救，进天堂，永不嫌迟，永远有机会。意味着容许犯错误的人们改正错误，再坏的人也可以得到救赎，重获光明前途。这是一种“向前看”的非常有利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高明之道。
在科学尚未昌明的年代，基督教信仰，不是像儒家那样讲一大套理性原则纲领，而是藉着“独一真神创造”，“人类始祖堕落”，“神人之间立约”，“耶稣基督救赎”，“推己及人爱心黄金律”，“世界末日审判”等神性特色观念，成功地诠释和灌输作为人性基本公理常识的两心调谐原理，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由点及面，天长日久，潜移默化，影响广大信众在个人本位基础上，弘扬爱心，赎罪从善，生成个性自由、众生平等、爱己及人、入世务实、权力制衡等与伪儒当道东方中国大不相同的深层社会文化意识或称“心态文化”，作为无形的推手，发挥了驱动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发展进步的伟大历史作用。
较之儒家学说，新生的基督教起步更为艰难，一开始就被犹太教视为异端而非难排斥，更因否定罗马神，以耶稣“吾主尊荣”冒犯和威胁罗马氏族神权、罗马皇帝的权威和帝国的统治，遭受罗马统治者打击镇压。
当时庞大的罗马帝国已经像中国的西周末期那样逐渐进入衰落阶段，社会生活的苦难、罪恶和堕落达到了极点，普遍的厌世和绝望心理，增强了人们超越凡尘，解救灵魂的要求。基督教的救世福音和天国说深深扣动了千百万人的心弦，成为令人信服和有吸引力的心灵庇护所。一切迫害都阻止不了基督教势力的成长，相反地，基督教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二个多世纪中发展成了一支不可征服的强大社会力量。
公元二世纪初起，基督教松散的社团发展强化形成团结而有纪律的教会组织，并逐渐建立起了主教制以健全管理。到第四世纪初，基督教强盛到了如此地步，迫使罗马帝国必须就根除或接纳两者之间作出抉择。戴克里先（Dioclecian，公元243－313）皇帝作了第十次也是最後一次大规模镇压，结果仍以失败告终。那时甚至戴克先的妻子也信奉了基督教，更为严重的情况可能是许多军人都成了基督徒。罗马当局由于镇压无效，并且认识到基督徒是不从事暴力对抗的顺民，基督教甚至可能成为对帝国有益无害的统治工具，应该与其他犹太人区别开来，因此不得不对它改行宽容与怀柔政策，变反对、迫害、镇压为保护、利用、控制。
公元311年，罗马帝国西部地区领袖君士坦丁（Constantin）大帝彻底转弯，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392年罗马皇帝西奥多修斯（Theodosius）一世颁布命令，废除一切旧有宗教，关闭一切氏族神庙，禁止一切异教活动，只有基督教才是唯一的（The one and only）合法的宗教。於是，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罗马皇帝就像四个多世纪前中国汉武帝所做的那样，企图从政治、思想和组织上全面控制基督教，使基督教会逐渐成为帝国的政治工具；借用一种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思想信仰，改造成为得心应手的御用愚民手段，建立符合王权长治久安需要的“政教合一”体系，成就万世不堕的特权统治大业。
随着奴隶制度走向没落，罗马帝国渐失光芒。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向东迁都君士坦丁堡（拜庭），从此越来越像早年中国的东周，中央政权弱化，封建诸侯割据分治。罗马帝国就此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基督教会为争夺最高领导权、势力范围和世俗经济利益加之教义上的分歧，也相应分成了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方教会，君士坦丁堡和罗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