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克商后二年即去世。小邦入主，天下初定，继承人成王少弱登位，贤相周公摄政，这样的特定起步背景，加之殷纣权力腐化终遭天谴的惨重教训还在眼前，西周虽然没有建立任何“权力制衡”体制，但初期三代在特定的内外压力和自我感悟下，强烈要求切记“弗克庸德，慢神虐民”，通过谨遵天命的道义名义制约王权，大体上起到了一种不是“权力制衡”，但类似“权力制衡” 的作用，成为周初社会和谐化的重要保障。
西周的天命观大有进步，“敬德保民”指导思想陈义极高，可惜这种“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基本上局限于执政理念范畴，没有来得及形成一种上下呼应的社会性强固信仰体系，“头重脚轻根底浅”，只能在大乱大难之後、政权草创伊始、脚跟未稳的特定环境条件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产生短暂的“作善”效应，更不足以及时催生不可逆转的实质性“权力制衡”体制。一旦地位巩固，握有绝对权力的执政者及其既得利益统治集团出于强劲的自私“原罪”冲动，就会沿着腐化堕落的不归路迅跑起来。
由于没有真性“权力制衡”这个守护神登场，在无制衡的统治者面前，信誓旦旦的自我监督，到头来难免只落得一块任凭涂抹弃舍的遮羞布罢了，结果还是摆脱不了前朝覆辙的宿命。
和谐小康好景不常，盛世头尾充其量不过六十一甲子，第三代康王时已达强弩之末，从其子昭王下数，“王道”每况愈下，几乎一代不如一代，到幽王时，政治腐败不堪，中亚蛮族攻击无已，烽火台特大丑闻後未久，首都镐城陷於犬戎，被迫向东迁都洛阳，中央王权急竭衰落，是为东周。中国历史进入了“诸侯恣行”、“政由强国”、“礼崩乐坏”、“天下无道”、“民不堪命”的春秋战国时期。
《尚书》生动地记录了中国早期政治家在无制衡条件下竭力克服权力腐化的努力及其失败的无奈。他们忧心忡忡，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战战兢兢，跃然纸上，至今令人动容。後世历朝有见识的政治家们也为此大题目绞尽脑汁。可是他们从未触及“权力制衡”这个领域的边，总是自我陶醉地以为高扬道德伦理，统治者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监督自己，就能达到目的。他们一代又一代，匍匐在绝对权力脚下，为药石网效的“吏治”腐败毒疮隔靴抓痒，不得要领，一直不承认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他们在历史的无情嘲笑面前，总是执迷不悟地指望一朝天降“圣人明君”；但是 “圣人明君” 只要也是具有七情六欲的大活人，绝对权力的腐化铁律永远不会失效，“人在”，尚不能保证“政在”，更何况“人亡政息”乎？
西周和谐社会实践的宝贵历史经验，幸而没有像世界上许多地区的上古文明那样失落无存，付诸东流。
生于春秋乱世的大思想家孔子，宛若“天之木铎”，天机解密，从“两心调谐”这个大本大源出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师法周公，不涉迷信，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将前人的敬德思想、礼治之道及其内涵的“允执其中”优化方法论，推陈出新，发扬光大，建立了以“仁学”为核心的儒家道德济世大成宝典，提出了由“小康”而“大同”的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
孔子思想作为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了万物之灵的“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道”），是为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构建和谐社会，导向人间天堂，具有普世价值的经世致用美轮美奂金声玉振大全体系。
在上古中国，“学在官府”，媒体落后，广大民众没有受教育机会，更且缺少一种“好有好报”保障机制的时代背景下，传播理性观念，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深入人心，指引人生，谈何容易？
于是孔子采行上层路线，周游列国，试图说服君主带头，自上而下弘扬“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施行仁政德治，构建和谐化的“小康社会”，由点及面，推广天下。孔子学说既无草根群众基础形成强大支持力，又苦于缺乏足令君主及其统治集团甘心牺牲既得特权利益、“克己复礼而归仁”的驱动机制。反复游说，到处碰壁，徒劳无功之余，终于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孔子“述而不作”，没有亲自为自己的学说下定义，来不及作出系统性的解说。其后儒家慘遭秦始皇極端反儒政策（“焚書坑儒”）的毁灭性打击。流傳下來的儒学经典原著，多为断断续续的语录式记叙体，缺乏连贯性，加之古汉语简约含蓄难解，阙疑伪书杂陈，动不动要用猜哑谜的办法推考，因此不同的有心人解释起来，很容易随心所欲，说黑即黑，说白即白。
孔子以后约350年，雄才大略的西汉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神立教（儒教）、“政教合一”、教为政用。从此中国进入了漫长的所谓“儒家思想统治”时期。表面上看来，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实则由此为始，真孔蒙尘，伪儒当道，孔子的真版儒家学说从来没有主导过中国思想政治领域一天。
中国历代王朝尊奉的皆非真版儒家学说，而是借夫子令名，偷梁换柱，重加塑造，一百八十度逆孔孟真意而行之的伪儒；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维护封建专制绝对权力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该叫做“打著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因此，人云亦云的“儒家思想统治”之说，应当实事求是、明明白白地正名为“伪儒思想统治”。
伪儒思想是一种反调谐的“两心失衡”型劣质“心态文化”，在无制衡的“绝对权力”支持下，高踞似是而非的“崇公抑私”道德制高点，将谋求发展进步的私心（Personal Desire, Private Interest）驱动力和万恶的自私（Egoism，Selfishness）原罪混为一谈，否定个人本位（Personalism）和自我意识的合理性，藉专制君权代表的伪公压抑天经地义的私心进取积极性，阉割、扼杀人类最可宝贵的创造能力。自命孔子传人或称“後儒”的宋明理学家（朱子之学到陆王心学），倡“存天理，灭人欲”悖论，与消极无为的释道玄说相结合，尤将这种破坏作用发挥到了不可救药的极致，造就了一种虚伪矫情的“国民劣根性”，阻绝了政治制度改良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前进道路，彻底否定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可能性。
人们多说“儒教”为中国传统信仰，实际上这是一种伪儒压顶下自欺欺人的伪信仰，一旦剥去斯文体面的画皮，剩下的就是虚火邪旺、可怜巴巴的阿Q精神了。
近代中国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他的《建国方略》中说：“中国由草莽初开之世以至於今，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後为一退步时期。”这是一个发人深思、简明扼要的概括。
历代掌握无制衡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总要自封天命所归、永世网替，相信依靠强大武装力量为後盾的生杀予夺大权，足以对付被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想不到一朝社会矛盾发展到了极端不和谐的地步，无权无势甚至手无寸铁的弱者，终将以“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之势，展现翻天覆地般的摧枯拉朽超级威力，把自己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种事态终结了一个又一个封建政权，而且从此开始无休无止地循环重演起来。
周以后伪儒思想统治下的中国，虽有一些凤毛麟角的“盛世”片断（“文景”，“贞观－开元” ，“康乾”等），其延续时间可能长过“成康之治”，但无非“治乱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