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着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曾经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形成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发起人马丁．路德深恶痛绝教廷特权地位和种种欺人之谈，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职业观相联系的新教教派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是为人生的天职。

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还不脱安于既定职业围的传统观念，是新教加尔文派更加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到了一起。

新教中以法国神学家加尔文（John Galvin）为代表的一派，批判、继承，并巧妙地重新解释了公元四世纪末天主教神学家奥古斯丁的“预选论”，赋予了某种特殊的积极意义。

加尔文认为上帝不能以“个人修行”加以讨好或贿赂，所以基督徒活在世界上就要充分运用上帝赋予的天分努力实践，绝对不能天天祈祷上帝而不做实事。基督徒如果得到恩赐，例如科学研究能力，就表示上帝要求他要成为出色的科学家（不然上帝给你那种能力干嘛？）你不必靠禁食、拉人受洗、出家修行来证明你是上帝的选民；你必须活出上帝要你成为的形象来荣耀上帝。这种生气勃勃的新观念提倡勤奋地、理性地工作，同时又应节制自己的消费，避免沉湎於尘世的享受，即所谓“入世制欲主义”。

加尔文派将旧日天主教的“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制欲主义”，提倡“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的信念，并且必须在世俗实践活动中得到明；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进取的人，荒谬的自我折磨的修行生活失去了意义。因此有人指出加尔文派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准确地说，就是通过世俗的成就来树立对得救的坚定信念。於是，信仰上帝，“追求死後永生”的私心原动力，在基督新教中产生了“以宗教热忱认真投入现实生活”的态度。

加尔文派藉此发展出了更加明确的循正道积极进取的近代进步职业观。按其理解“上帝的赎罪恩典不但将世界上的世俗任务交给了人类，并且使世俗职业成为每个人训练那由恩典得来的精神的必要园地。”於是世俗工作不仅是满足物质需要的手段，并且是一种目的，人们在职业劳动中贯彻信仰，培养个人的含蓄、自制、勇敢进取和对行动的目的有合理思考的精神，成为一种宗教的责任。加尔文派相应强调发展独立人格，高度开创能力和行动的责任感，而且为了共同的、积极的、因神圣而不能失败的目的和价值，坚强地团结起来，体现了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特质，而同时又有崇尚权威和律法的意识共同存在。

这样的职业观提高了人对职业和工作的热忱，为实业家追逐利润的行为提供了出自神意的正当理由；又因倡导虔敬和勤勉限制了过渡消费和奢华，鼓励获利回馈社会大众，尤其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再、理论科学、应用技术和社会经济各方面都有了空前大发展，迎来了民主启蒙和资本主义工业化文明时代的黎明。

恩格斯指出：“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

有人说，“路德为加尔文开辟了道路，加尔文为伏尔泰（民主启蒙大师）开辟了道路。”一脉相承，此言非虚。

对照前面讨论过的儒家有关天人关系的观念，孔子一方面继承传统神性信念，承认并尊重天的至上神地位，以及天道──人生必遵共性指导原则的存在；另一方面“敬鬼神而远之”，高扬人的作用与价值，以为天已将人间的事交给人自己管，为政在人，事在人为。前者肯定和安慰人们的宗教情感，後者指导人们积极入世、敬业上进，循正道求利的现实行动，两者并存协调，互相支持，同时在情操方面提倡勤俭刻苦，要求贫而无怨，富而无骄。孔子的天命观，以为人的遭遇除了靠自己把握，还要受到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的决定。这个命，不是宿命论者宣扬的不可改变的绝对必然性；这个命，当非事先所能知晓，只有尽了最大努力之後才能看出。知命，意味着做一个明白人，善於总结经验，去认识事物的客观条件或外部界限，以利再接再厉，知难而进，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而不是行动的出发点。对照日後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派的一系列神性进步主张，可见同中国真版儒家学说的信天观存在高度一致性。

欧洲宗教改革以後，社会性灵性创造能力空前顺畅发挥，带来各方面所有一切发展变化当中，居於核心地位的当然是民主与科学，意味着从处理人际关系的政治制度上，以及掌握运用自然规律的能力上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效。

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水平的硬指标。没有科技进步内涵，任何看上去了不起的社会发展变化都是“平面”性质，没有上升意义可言。就像成吉思汗－忽必烈的赫赫武功那样，从历史发展高度而论，了无正面价值痕迹可寻；而戎马倥偬、战无不胜的亚历山大大帝出生前後五百年间，我们的祖先的生活方式没有什麽两样；从大多日常活动看，甚至公元後一千五百年年时大部分人仍然过着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年的人差不多的生活。只有具有科技进步内涵的社会发展变化，才是体现天赋灵性功能，提升人类掌握运用事物规律性的能力水平，通向现代化的登云之路。拜欧洲宗教改革以後，即十六世纪以来科技革命带来巨变之赐，我们今天的穿着、饮食、工作、传讯、交通、休闲、志趣、追求……与路德、加尔文那年代相比发生了质的飞跃。

美国应用物理学家麦克．哈特（Michael H．Hart）博士从百科全书所录近万人中，根据对历史进程影响的大小、范围、时间的长短等因素，选编了其中之最的一百名人排行榜（《影响世界历史100位名人》）。榜中有科学家和发明家36人，除了上古时期的4人，其後为现代科技作出杰出贡献的32人全部落在欧洲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思想解放有成的地域，大体不出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荷兰、奥地利诸国。

哈特自问道：“我们不清楚为什麽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日本。但可以肯定地说，这并非偶然。毫无疑问，像牛顿、伽利略、哥白尼和开普勒这样的卓越人物所起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也许有一些基本的重大原因，可以解释为什麽这些出类拔萃的人物都出现在欧洲，而不是东方。或许，使欧洲人易於理解科学的一个明显的历史因素，是希腊的理性主义以及从希腊人那里流传下来的数学知识。”

诚如哈特博士所言，那麽为什麽排行榜中希腊和中国、日本一样藉藉无名呢？

如何认识基督教与近代科技发展的渊源关系？西方学术界有冲突论、无关论、互惠论、复杂论等多种典型观点。其中冲突论常为中国反对宗教迷信的思想家们津津乐道，以为批判基督教的依据；其他观点说来道去，也无一梳理得清其中不胜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