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相当於大同世界或上帝之国这样的终极性远大目标的一种现代化和世俗化的理想主义诠释尝试，但许多提法还只能是一些粗略的概念，无论马克思本人，或是今日最高明的社会学家，都无法勾勒和解释清楚。且不说共产主义，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同样不是自然而然渐进演化产生的社会制度，而是一种出於善愿的全新设想，一种济世宏图的参考框架结构，其中太多模糊，太多不切实际的假设，太多近乎乌托邦式的畅想，太多不免矫枉过正的策略。
马克思关於取消商品和货币後发放“劳动券”实行按劳分配的设想，至今社会学家们还无法想像其合理性和可行性。马克思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以个体自由为基础的“联合”，自由人的联合体以及“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究应如何具体理解？其间又是一种怎麽样的协调一致关系，恐怕至今少有人融会贯通。马克思不可能弄透一切涉及的命题，也不可能回答所有自己和众人提出来的疑问。马克思主义和一切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学说一样，如果付诸实践，就要就像物理学家对待牛顿、麦克斯韦尔、爱因斯坦大师的学说那样，绝无教条主义包袱，因应客观实际情况，不断加深认识，揆情度理，灵活运用，修正丰富，与时俱进；否则难免事与违，甚至走向自己的反面。
就像孔子学说，基督教教义的遭遇那样，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济世之道，可能被作出不同解释，扭曲篡改，甚至真假不分，在实践中产生形形色色的异化效果。其中成功关键，恐怕在于能否紧紧把握住它的“两心调谐”本质，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与本国社会政治实践相结合，找到适合自身背景条件的优化应用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非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基于这样的国情和所处的帝国主义时代国际环境，中国不可能重走西方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
中国的路怎么走？早在1940年1月，中共杰出领导人毛泽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论”。主张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进行一种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中国引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建立一个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多个阶级和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并存、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其中心任务为发展经济，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充分物质条件。
“新民主主义”，也许是针对中国国情，恰当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两心调谐”内涵，从而有效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最优化可行方案。“新民主主义”造就了一种人心归附，“得道多助”的有利形势，在适当斗争策略的配合下，不仅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进而开启了建政后的社会性和谐化局面。
中共建政后，拥有宏伟信念，巨大威望，一流人材，民心期许，举国（除台湾地区）一统，令出必行，组织严密等非同寻常的强势条件。20世纪50年代，中共政权创造了一个“政治清明” 、“万众一心”、欣欣向上的“黄金时期”。这个“黄金时期”的性质大不同于历史上“治乱循环”中偶尔出现的所谓“盛世”；由于“两心调谐”型“心态文化”的导引作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发生了空前大转折，支持着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空前大转变，造就了一种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相对顺畅发挥的社会性和谐化大气候。
中国出现了千载一时的社会公正、男女平等、秩序井然、治安良好新局面。黑道、毒品、娼妓、赌博、乞丐、难民、失业等社会阴暗面迅速荡涤一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已非虚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始，就提倡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新精神；经济建设讲究规章制度，科学管理，尊重专家学者。一九五六年一月毛泽东亲自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份子团结一致，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五月又正式提出在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著名“双百方针”；同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过“多元化”的经济开放思想，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说到要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八大作出了反对个人崇拜、转向经济建设的正确决议。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还提出要求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可见一派高屋建瓴、开放豁达、充满智慧、揆情度理，指引中国社会和谐发展蒸蒸日上的美景良辰。
当时舆论宣传反对自私的“个人主义”，强调为公的“集体主义”，提倡“大公无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不否定个人利益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的大原则，确认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一致性。人们不必讳言参加革命首先是求生存、找出路、谋幸福，然后才有为革命事业奉献的觉悟。共产党人和一切革命同路人，因贡献、能力和影响大小得到了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工农大众从社会底层翻身当上了国家主人，进入领导阶层，参与管理决策。衣食不继的贫苦农民分到了土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劳动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政府制订了干部、职工等级工资制度，建立了精神表彰、物质奖赏和升晋级等“好有好报”体制，鼓励每个社会成员在革命责任感的名义下，高扬敬业精神，争取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优异业绩。党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注，特别欢迎海外优秀学者、专家来归，领导人礼贤下士之风，使得无数英雄竞折腰，相信从今有了一个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报效国家民族的大好机会。
中央制订和实行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方针政策，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物资供应丰富、物价稳中有降。在苏联援助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项目执行得比较好，特别是基础工业建设如火如荼、突飞猛进。人们普遍相信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关于建成繁荣富强新国家的美丽蓝图必将付诸实现。
可惜这样的和谐化上升发展趋势好景不常，稍纵即逝，不过七、八年，到1957年反右斗争时，便嘎然而止了。
究其根本原因有二，其一是作为大本大源的 “心态文化”，经扭曲、异化，逐渐偏离“两心调谐”状态，失却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再者，缺乏一种真性的“权力制衡”机制为守护神，和谐化成果无所保障，甚至可以一夜之间化为乌有；然而，这些否定和谐的原因并非源自马克思主义。
大家知道，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在内的每一个共产党夺权成功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原旨预期的那样，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革命，然后一起获得成功，由而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而是马克思本人始料不及的穷国弱邦，不按正版马克思主义章法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新生的革命政权处于强势的资本主义敌对国家环伺之下，而国内还缺乏长足的工人阶级力量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基础，倒是有著一片“小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汪洋大海，以及不可低估的“反革命残余势力”，随时存在里应外合、“复辟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因此，为了巩固红色新政权，所有这些国家，普遍实行了一种有异于马克思主义原意的“无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