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罗纳（意大利行政区）、兰斯（法国城市）和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的那些事件。[7]令我非常惊奇的是，最新的证据确实证实了狄更斯的想法，虽然这些情况并非是真正“自发的（spontaneous）”。它们需要一些外部因素来引发燃烧，比如，壁炉中的火引着了受害者。难道在当代读者眼中现代的科学证据能够赋予《黑屋子》中克鲁克自燃这个画面更大的权威性吗？很难否认事实确实如此。按照这种传统，在任何情况下，文学总是由于它被认为是对现实的真实再现而拥有权威性。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欧洲和美国，这种观点拥有非常强大的力量。即使今天，它也仍然是我们大部分教学讲义和批评文章中所持有的一种基本假设。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相左，这一点许多人都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回应了柏拉图。或者退一步说，柏拉图对诗学有两种观点，其中我要讨论的第一种观点由于苏格拉底的讽喻已经多多少少地被贬低了。在《艾奥恩》中，诗人被看作有点危险的吟咏者（rhapsode），而上帝或者某种神灵正是通过他们的嘴来对公众发话。被赋予灵感的吟咏诗人是危险的，因为他的存在对现状（thestatusquo）形成了决定性的破坏或者中断。吟咏诗人的权威的源泉多少有点超自然的味道。从苏格拉底貌似表扬艾奥恩介入到将荷马的灵感转移到他自己这个荷马史诗的朗诵者身上这一磁力连锁（magneticchain）的话中很难看出他讽刺的程度：“……因为诗人就是一个轻飘飘的、长着翅膀的东西（alightandwingedthing），他是神圣的，只有在他被赋予灵感、不再是他自己并且失去理智的时候，他才能创作出诗歌。只要他还拥有理智，他就不能创作诗歌或者发布预言”[8]
         
     关于诗歌权威之源泉的论述源远流长，从希伯来预言家和希腊的史诗吟诵者，一直到中世纪的基督教神秘主义者，这些通灵主义信奉者声称他们直接掌握着使神灵显现的本事，可是，一旦他们的圣人地位得不到承认，他们本身就会被当作异端而成为火刑中的牺牲品。在此之后，大量的新教徒也同样声称他们具有使神灵显现的本事，比如，约翰·班扬，然后是在超自然灵感的浪漫主义教义中世俗化了的通灵论，就像雪莱在《诗辩》中所宣称的，“沉浸于创作中的心灵就像慢慢熄灭的炭火，需要借助某种看不见的力量，像断断续续的风，去唤醒而发出倏忽而逝的亮光”。[9]雪莱认为，“诗人是未获公认的世界立法员”，因为他们是来自神灵的、塑造社会的新知识和新力量用以传播的通道。直到19世纪末，W·B·叶芝仍然多多少少地坚持着这样的观点，他说，“我认为，孤独的人在沉思中可以收到来自九天之外的创造的冲动，以创造或者毁掉人类，乃至整个世界，因为‘转动的眼睛’难道不会‘改变所有的一切’吗？（fordoesnot‘theeyealteringalterall’）”[9]
         
     然而，雪莱的话——“无冕/未获公认之世界立法员”——可能比它乍看起来要复杂得多。诗人是立法者。他们写下法律，而社会正是靠它来运转，受其制约。诗人发挥的是摩西或者莱克格斯[10]的角色，正是这两位原初典律的制定者为日后形成两大文化奠定了法律基础。但是，雪莱的诗人是“无冕之立法者”，他们不断地发挥作用，塑造和重新塑造着人类。我把这句话理解为，诗人作为立法者是静静地、悄悄地、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人们不知道将要有什么事情降临在自己身上，但是，摩西或者莱克格斯的法典是公开宣布的。上帝在西奈山授摩西“十诫”后，摩西十诫就被刻写在了法典柱上以供世人阅读。雪莱似乎在说，从诗人会在阅读他们作品的人心目中建立起约束他们的社会行为的无意识或者“未被公开承认的”思想意识这个意义上来说，诗人是立法者。
         
     在文学批评、新历史主义或者文化研究领域中的现代学者经常会对这一观点给出不同的说法。譬如，这些学者可能会断言，安东尼·特罗洛普的小说有力地证实甚至从某种程度上创造了这种思想观念，即像“在爱中”这样的事情是存在的，而且年轻的女士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把自己是否“在爱着”作为是否接受求婚的标准。特罗洛普常常公开强调这种观点，当他在《自传》中提到《你能原谅我吗？》中的格伦考拉女士（LadyGlencora）时，他说，“把一个女人嫁给一个他不爱的男人，肯定是不对的，尤其在她已经有自己钟爱的男士时就更说不过去了。”[11]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到了另一种更加充满负面意义的诗学概念。这种概念也有一个很长的传统，并且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在《理想国》中，诗歌被诅咒，诗人被放逐，只是因为诗歌是一种成功的“摹写（imitation）”。所有的人都应该保持自己本来的样子。道德的诚实（moralprobity）也正依赖于此。而诗歌却把人们引入歧途因为它展示或者说鼓励了一种做法（knack），即人们总是假装他们是谁或者某种东西，而他们恰恰不是。诗歌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了演员，而每个人又都知道这些演员到底是什么样的货色。柏拉图认为，《伊里亚特》和《奥德塞》中的言者就是荷马自己，而不是什么虚构出来的“叙述者”。只要荷马是以自己的声音说话，他的话就是说教。但是，当他以奥德塞的身份来讲述故事时，极端的道德败坏就开始了（radicalimmoralitysetsin）。假借某人或某种东西的烦人之处就在于它一旦开始就无法终止。它迅速按照从男人到女人、再到动物和无生命的东西这样一个性别角色链衰落到最低点。在西方传统中，苏格拉底对诗歌中存在的这种极端危险的倾向的肯定是对摹写的经典的谴责。摹写是一种非人化或者说非人的疯狂。柏拉图认为，诗歌确实拥有权威，但它们是极端邪恶的权威，所以必须把诗人从理想国中驱逐出去：     
         
     （苏格拉底说）我们指望我们的孩子（charges）证明什么是好男儿，做男人，我们不允许他们扮演女人的角色、模仿那些与丈夫撒泼耍赖、违抗天命、高声炫耀、沉迷于自吹自擂，或者由于卷入不幸而变得悲天悯人的女人，无论长幼——更别说那些正在生病或者陷入爱的漩涡或者处于分娩阵痛中的女人……我们也不允许他们扮演奴隶的角色（不管是男奴隶还是女奴隶），作奴隶们做的事情。更不允许他们成为懦夫，或者做那些与我们上面提到的事情相反（“勇敢、冷静、虔诚、自由”的男人们做的事情）的坏男人，譬如像相互辱骂和讥讽、在贪杯甚至清醒的时候口吐秽言、或者以其他种种方式效仿这些不洁之流、在言语行动上玷污自己也辱没他人的人。我认为，他们一定不要在言语或行动上把自己与疯人联系在一起。一方面，他们必须了解有关疯狂的、品质恶劣的男人和女人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一定不要做或者模仿这类人的言语和行为。……难道他们要模仿铁匠和其他的匠人、划桨的船工以及喊号子的汉子……
         
     他（阿荻曼土斯Adimantus）说，他们怎么能够，因为他们甚至会被禁止去理会这些东西？
         
     好吧，那么，马的嘶鸣声、牛的哞叫声、河流的奔腾、大海与雷电的呼啸，诸如此类——他们会模仿这些东西吗？
         
     嗨，他说，他们已经被禁止发疯或者把自己与疯人联系起来。[12]     
         
     詹姆斯·乔伊斯的作品所独具的颠覆性或者挑衅性的一面就是他用语言进行的模仿，例如，在《尤里西斯》中对印刷机所发出的声音的模仿，以及在《芬尼根之灵》中对雷电的轰鸣的模仿。乔伊斯声称，作者能够而且也应该行使自己手中所持有的权力，用语言来模仿任何东西。乔伊斯所宣扬的这种权力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这部作品的结尾，在斯蒂文·戴达路斯（StephenDaedalus）像雪莱似的对诗歌这种职业的献身中得到了极为夸张的肯定：“欢迎，哦，生活！我要第一百万次地遭遇体验的现实，在我心灵的冶炼厂里铸造人类尚未被创造出来的良心。”[13]与这些过分强调作者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