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你几乎就不需要再阅读她的作品了。
         
     伴随着那种假设，一种关于灵感的思想不期然地、不合时宜地冒了出来，它至少远远地与柏拉图的《艾奥恩》相呼应，尽管这种思想可以被称作沃克正好相信的东西。读者这样被告知，沃克认为她的作品给她的祖辈们赋予了一种超越坟墓的生命：“她说，‘一想到他们不能以一种忠于他们的方式存在——他们是谁以及他们说话的方式，我心里就很难过。’通过她的作品她能够使原本有限的生命变得充实”（B10）。在沃克最著名的作品《紫色》中，那种用语言赋予生命的现象通过创造行为发生了，在这种创作行为中，沃克“不再是她自己（besideherself）”，她几乎像被赋予灵性的媒介（spiritualistmedium）一样创作，她的角色通过她来说话：“在她离婚后，她创作了《紫色》，这是灵感在流淌。她写得那么快，在一个小小的活页本上，用普通书写，‘简直像是在听写’。她说，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充当了她母亲和其他亲属的通道……在《紫色》附言中，她把自己称为‘作家兼媒介’”（B10）。
         
     《生命的探索者》这篇访谈背后潜藏的思想意识的情结，在我们的文化中是那么普遍，而且一直都无所不在。作者不大可能避免为自己所创作的作品负责任的命运，他或她不能简单地说一句“别怪我。我只是虚构的、没有根据的、性别、阶级和种族等思想意识形态的集结。我禁不住以我现在的这种方式写作”就万事大吉。作者也不能只说，“别怪我。那不是我在说话，而是一个想象的、杜撰的、虚构的叙述者。我只是在行使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质疑什么就质疑什么的权力。别犯那种把叙述者与作者混淆起来的低级错误。我不是刀斧手。我只是在想象做一个刀斧手该是个什么样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就摆脱责任，像雅克·德里达说的，在一个民主的社会里，他或她享有言论自由。[18]对作者这些辩解异口同声的回答可能是，“别说那些。你写了，不管是通过怎样狡猾的转述或者掩饰，那些话出自你的身上，而且由于你而成为写作主体富有权威。我们当然要你来对你创作的东西及其后果负责，不管这种后果是好是坏。”
         
     如果说在我们的文化中作者一直被赋予极大的权威性，并被认为是他或她创作和发表的作品的权威的源泉，这种权威性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作者本身已经赋予他或她一种述愿的权力（constativepower），一种讲真话、准确再现他们周围的社会的权力。作者本身也被赋予了一种可能被称之为述行的权威性（performativeauthority），也就是说，雕琢词句使之能够像言语行为一样、像使用语言做事一样运作起来，这样它们才会在读者身上产生影响。
         
     安东尼·特罗洛普在他的《传记》中提到的小说家有责任讲述事实这一点可以被拿来作为作者权威性的第一种形式的例子。特罗洛普坚决认为，在小说中宣扬道义是小说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但他同时又坚信，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是讲述事实、完全的事实、关于人类生活的事实，再无其它：“通过二者（诗歌或者小说），虚伪的伤感可能会被酝酿出来、虚伪的人性可能会被导致产生、虚伪的敬意、虚伪的爱、虚伪的崇拜都可能会产生；通过二者，邪恶而非正义可能会被传播。但是同样，通过二者，真正的敬意、真正的爱、真正的崇拜和真正的人性可能得到灌输；而且它们将成为最广泛地散布这些真理的最伟大的老师。”[19]读者可能会注意到，特罗洛普在这里混合了述愿语言和述行语言。小说家的首要责任是述愿：讲述事实，但是这种事实讲述具有述行的效果。它在小说家的读者身上“产生”、“创造”、或者“灌输”的可能是美德也可能是邪恶。
         
     至于说这种神奇的魅力怎样发挥作用使一部文学作品成为一个恰当的言语行为，在亨利·詹姆斯的纽约版15卷前言中说得很清楚。这一卷包含了许多有关作家的短篇小说，像《大师的困惑》（TheLessonoftheMaster）、《狮子之死》（TheDeathoftheLion）、《地毯上的图案》（TheFigureintheCarpet），等等。其中有几篇曾经首先发表在亨利·哈兰德（HenryHarland）主编的有点臭名昭著的颓废杂志，《黄皮书》（TheYellowBook）上。亨利·詹姆斯的一位朋友指责说，在那些故事中，作为作家的主人公“不真实”，因为现在在英国没有无私地献身于崇高艺术的作家，也没有“艺术家迷恋完美、为他的思想所累、为他的执著而付出”。[20]詹姆斯反驳说，“如果我们过去三十年的生活拒绝这些事例的存在，那么这种生活是多么的糟糕啊。这种真相（constatation）多么可悲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不仅不会去追求它，而且还会尽力去逃避它：我们必须想当然地认为有一些以普遍自尊的名义存在的体面，至少我们必须装出一种基本的知识分子的尊严，为了文明的名义”（出处同上，x）。似乎有这样的时代——以准确的真相讲述事实反倒是“不体面的”。
         
     如果像尼尔·帕拉迪、亨利·圣·乔治和休·维雷克（NailParaday,HenrySt.George,andHughVereker）（詹姆斯这卷小说中的主人公）这样的主人公不能拥有代表社会和历史真实的准确再现的权威性的话，那么他们从哪里获得有效性（validity）呢？对这一问题，詹姆斯给出了两种答案。一种是承认这些主人公源于他心灵深处的个人体验：“……用来刻画我这卷小说中的苦闷朋友的具体、复杂的个人王国的材料来自刻画者内心深处的思想……在这里再现、描述和记录的王国、尴尬和窘况、悲剧和喜剧，可以从他自己内心的体验中清晰地找到痕迹”（出处同上，ix）。
         
     这样说当然可以，可是这个刻画者怎样使他或她的读者对他的小说产生信任，甚至于给他的小说一种表面的虚假的权威性（spuriousauthority）呢？答案就是作者巧妙而且是精心地摆弄语词以使它们具有产生述行性的有效的魅力，来诱使读者对其产生信任和痴迷。这或许与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中艾伯丁（Albertine）的话相仿：“用单纯说谎而成魅力无穷的艺术（charmingartoflyingwithsimplicity）”（F3:694;E3:187，翻译有变化）。在《追忆逝水年华》中，马塞尔被欺骗而至相信伯格特（Bergotte）仍然活着，而且在他已经死了之后还能够和艾伯丁对话，或者劝他相信他看到艾伯丁在大街上与一个他肯定认识的、一位在巴黎几个月都没露面的女士说话。马塞尔说，假设我那时正好在街上，用我自己的眼睛证实艾伯丁并没有遇到那位妇女，“我就该知道艾伯丁在说谎。但是难道这些是绝对确切无疑的吗？……一块奇特的黑云将会遮住我的心灵，我可能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只看到她一个人，我甚至都不应该试图通过视幻觉去理解我并没有看到那位女士，而且我不应该因为发现自己错了而大为惊奇，因为连宇宙星空都不像其他人的行为那样费解，尤其是那些我们爱着的，在他们对抗我们的困惑时，就会把为了保护而设计的寓言拿出来为自己设防”（F3:694;E3:188）。
         
     亨利·詹姆斯描述了作者所具有的这种魔术般的神奇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这是一种危险的、使读者相信并非生活的真实的东西的述行力量：     
         
     然而，使这些人物“伟大起来”很有趣，我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之处，只要这样做没有使他们从本质上看起来是虚假的就行……这样做有意思是因为这样做难度更大——当然，我指的是从作者打造他们的伟大那一刻起；从作者不仅仅给予他们伟大而使人们寄予信任的那一刻起。打造任何东西都要使用最经济的手段，这就是表现这种艺术的生命（theverylifeoftheartofrepresentation）；相反，哪怕沾染上一顶点儿的奢华来赢取人们的信任，就是表现艺术的失败（death）。（我以为，在读者的心目中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心态，就是积极地渴望去信任；但这只是一长串过程中最末端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