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們可以肯定，在東晉南北朝，南、北方的文學情態有很大的差別：南方文風鼎盛，北方則大體消沈。永嘉之亂以後，在險惡的局勢下，居住北方的士人致力於保全宗族鄉黨，即使出仕胡族政權，也縈心時務，少有文章游集的雅興。他們基本上在自己的莊田塢堡過著孤立的生活，學術文藝，俱乏表現。在十六國時期，只有涼州和關中地區文風較盛，北魏統一華北後，又轉趨衰歇。
北方重視文學的價值，文章家大量出現，是到北魏末年（六世紀初、中期）才開始的。所謂「北朝三才」──溫子昇、邢邵、魏收──在此時的崛起，就是這個轉變的清楚表徵。北方文學的復盛，除了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帶來的文化氣候的改變，南朝文學的影響大概是最重要的因素。東、西魏分立後，北方新生的文學傳統遺留於東魏、北齊統治的華北平原，一直持續發展。西魏、北周政治中心關中地區的文學，則是南來文士的天下，尤其以王褒、庾信最為突出。（西魏在公元五五四年攻陷江陵，遷來大批士人。）[55]
以上簡單的敘述，想陳明兩點事實。第一，東晉南北朝的文學以南方為主流，北方文風興起甚晚。第二，北方文學雖然遲起，在南方優勢文化的影響下，詩文寫作迅速成為很高的價值。在北朝末年的史傳，頗可看到稱讚某人學問文辭俱佳的陳述，就是清楚的證明。茲舉兩例。《北齊書．崔〔忄＋夌〕傳》說，「〔忄＋夌〕歷覽群書，兼有詞藻」。[56]同書〈陽休之傳〉：「休之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華靡，亦為典正」，[57]更是以文章華靡為佳事。這類描述，在唐初北人墓誌仍常出現。貞觀二十年（646）〈李護墓銘〉稱墓主：「少挹家風，長多文藝，三墳五典，莫不精研」。[58]永徽四年（653）〈顏人墓誌銘〉則讚顏氏，「學該墳典，文富詞林，馬上軍前，飛書立就。」[59]以上所舉的例子，顯然都屬山東士族。[60]在南北朝末期、隋代唐初，山東士族是全中國地位最高而與南方文人文化淵源甚淺的士人群體。從上引資料可以看出，即使在這個群體，文章寫作也是一個根深蒂固的價值。在南北朝時代，除了極少數的例外，重要作家全部出身南方。隋唐以後，至少到九世紀中為止，重要作家似乎以北人佔多數。這個巨大轉變的出現，一方面是由於楊隋統一中土，全國性的文化中心北移，另方面則要歸因於北方本地文學創作的急速發展。
雖然從六世紀初開始，文學就是北方士族文化的重要成分，這個群體對詩文寫作一直存在著懷疑和批判的傳統。這可粗分兩方面來說。首先，從北朝末年到唐代中葉，北方士人中屢次出現貶抑文學地位、甚至否定文學的價值的言論。其次，北方文士經常有批判發源於南朝的近世文學的呼聲，要求改革。前者基本上是文壇局外人的觀點，後者則為文人自己的意見。以個人檢閱史料所及，掀起這些批評聲浪的大多是名族中人。現在先談前者。
從北朝末年到唐玄宗時代，對詩文藝術曾作整體性批評的北方士人，就現存文獻可見，最主要有蘇綽、李諤、王通、劉知幾等，魏徵也常有類似的意見。[61]前面介紹過的柳冕可說也屬於這個傳統，惟時代較後。以下先徵引李諤上隋文帝書的一段文字，以為討論的基礎：
臣聞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民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人君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之奇，爭一字之巧。……於是閭里童昏，貴遊總角，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軌模，構無用以為用也。損本逐末，流遍華壤，遞相師祖，久而愈扇。[62]
就字面而言，這段話只是抨擊曹魏以後的傳統，但從李諤堅持懲惡勸善是一切文辭的根本目的看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他的目標實際是美文寫作本身。依此，《隋書》本傳說李諤「解屬文」，指的也是與政教直接相關的應用文字。[63]
前引文字，包括了兩個主要論點，以及兩個隱約帶出的觀念，可以大體涵蓋北方士人貶抑文學的理據。李諤的核心主張是：文辭應該為政事教化服務，政教則當以先聖哲王的教訓為依歸；六經是一切文字的典範，文章寫作如果走錯了路，表示統治者的心已經陷溺，政治自然無法上軌道。這是許多北方士人厭棄美文的根本理由。王通《中說‧天地篇》有兩則對話，反映了與李諤相同的觀點：
李伯藥見子（王通）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塤箎，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64]
子（王通）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65]
《中說》不是王通所自撰，對於王通的言行，也有許多誇大偽造的說法。但學者的研究已指出，這部書大體可說是王通思想的記錄，至低限度，也是他的家人與門人的追述，誠為隋唐之際北方思想的一部珍貴文獻。[66]
此外，魏徵〈群書治要序〉有言：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動而不法，炯戒垂乎千祀。……近古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群有，競採浮豔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計，流蕩忘反，殊途同致。[67]
這些文句的意旨，也是要把文辭的目的規定在政理教化、懲善勸惡的範圍。
李諤上隋文帝書又說，南方文風大盛後，「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李諤宣稱，南朝重視文學，導致人們行為浪蕩，這是他貶斥文學的另一個重要理由。北方士人常有「文人無行」的看法，認為德行與文才很難兼備，詩文寫作因此大不利於風教。《魏書》溫子昇本傳記載，「楊遵彥（楊愔，511-560）作〈文德論〉，以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邢邵）、王元景（北齊作家王昕）、溫子昇彬彬有德素。」[68]《中說‧事君篇》對這個觀點有特別詳細的發揮：
子（王通）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69]
在這段文字，王通（或《中說》的另外作者）幾乎罵盡了東晉末年以下的頭等南方作家，還能欣賞的只有三位。從論述的方式看來，他主要是從文章的風格來判斷作者的心性品德。有趣的是，王通雖然大事批判南朝文人，對他們的作品倒是很熟悉的。
李諤的上書還附帶涵藏了兩個觀念，也常在北方的文學論述出現。其中之一是「淳」或「質」，「淳」是和「華」相對的
